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永不枯竭的里尔克

作者: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

小议奥地利现代文学的译介

一、民国时期的早期译介

由于我国文学领域长期存在的唯我独尊的心态,外国文学直到19世纪后期才随着洋务运动被零星译入中国。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推进,文学期刊纷纷创刊,商务印书馆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版翻译文学作品,一时间文学翻译成为文坛时尚。

施尼茨勒与中国“新感觉派”

奥地利现代文学进入中国的第一人是小说家、戏剧家施尼茨勒(ArthurSchnitzler,1862—1931)。五四运动爆发的同年,茅盾翻译了他的七幕独幕剧《阿那托尔》之第四幕《界石》,反响热烈。施尼茨勒被称为弗洛伊德的“重影人”,其作品善于分析人物心理,情节大多植根于世纪交替时期的维也纳,作品充满地域特色,人物均是当时典型的维也纳形象:官员和医生、艺术家和记者、演员和生活放荡不羁的纨绔子弟等,通过人物形象的内心世界勾勒出对其施加影响的社会图景。这些特点无不吸引着中国文坛,1922年《阿那托尔》全剧译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郑振铎在译本序言中如此评价施尼茨勒:“好像一个弹琴的高手,琴弦虽只有几条,但经过他的弹拨,则琴音高低抑扬,变化无穷”。此后施尼茨勒的作品更是成为汉译的热点,戏剧《恋爱三昧》、《绿鹦鹉》、《生的时刻》、《伴侣》、《错环舞》翻译出版,并且拓展到小说作品,如:《花》、《妇心三部曲》、《薄命的戴丽莎》、《死》、《独身者之死》、《莱森波男爵的命运》、《丽娣琪达的日记》、《苦恋》等。译者中不乏当时中国文坛的名人学者,如田汉、叶灵凤、刘大杰、陶晶孙等,但译介施尼茨勒最多最力的是施蛰存。施蛰存是中国“新感觉派”主要作家,以写心理分析小说着称,他热衷于施尼茨勒,主要是出于对深层心理分析的兴趣。这种影响不光局限于技巧方面,还包括对自我结构的客观分析。施蛰存的都市小说和施尼茨勒显示出很多相似之处,都是主人公在变迁的社会风尚和本能欲望的夹缝中挣扎的心理过程。他曾将施尼茨勒的文学情趣冠名为“薄暮情调”,而他自己笔下的人物也多数是从小城镇走向大都会的旧式女性,如《春阳》中的婵阿姨,《雾》中的素珍,《阿秀》中的阿秀。他曾坦言自己作品成功的原因是从施尼茨勒等人那里学习心理分析方法,运用在自己的作品中,因为这“使读者感到新奇”。施蛰存善于在人物微妙的情感波动中发现其隐秘的愿望和欲求,因而博得了“中国的心理分析作家”的称号。

里尔克与中国现代新诗

“诗人中的贝多芬”里尔克(Rai-nerMariaRilke,1875—1926)是20世纪上半叶最有影响的德语诗人,也是海涅之后最有世界声望的德语诗人,他的诗上承浪漫派的传统,下开现代派之先河,语言的创意和思想的深蕴迄今仍未被后世诗人所企及,其“咏物诗”以直觉形象象征人生和表现自己思想感情,诗歌尽管充满孤独痛苦情绪和悲观虚无思想,但艺术造诣极高。早在1923年《小说月报》译文《现代德奥两国的文学》中就提到里尔克。1924年《小说月报》对里尔克详加报道,1926年郑振铎评价他的诗“形式极秀美整齐,而有神秘的意味”。里尔克的译者首推现代诗人冯至,他翻译了大量里尔克的诗歌和散文:《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豹》、《论山水》、《一个女人的命运》、《啊,朋友们,这并不是新鲜》、《爱的歌曲》、《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等。里尔克使冯至的视线从内心转向物,这种启发既是诗学的,也是与自我相关的。透过里尔克他发现,除了诗人内心的哀乐,还有如此广阔的世界。冯至在对里尔克的接受过程中,成功地实现了中西文化与诗学的沟通,变生疏为亲切,把西方文化资源,尤其是里尔克的诗风化为中国新诗的内在血脉,使得曾被斥为洋八股的十四行体,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冯至1942年出版的《十四行集》形式上受了里尔克《给奥尔普斯的十四行》的启发,朱自清将这部作品评价为中国新诗进入“中年期”象征,它的成功更提高了里尔克在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地位。象征主义诗人梁宗岱也翻译过里尔克的诗《严重的时刻》、《这村里……》,以及散文《老提摩斐之死》、《正义之歌》、《欺诈怎样到了俄国》和《听石头的人》。还有其他译者如卞之琳、吴兴华、陈敬容等。里尔克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也突出地体现于以辛笛、陈敬容、杜运燮、郑敏等为代表的“九叶”诗人群中。里尔克帮助中国诗人获得了一种更富于现代性的自我意识,进一步实现了中国现代主义者从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的突出经验和知性的诗学计划。它使自我更果决地面向世界去观察现实,而观察不是照相式描摹,而是对事物本质的思索体察,这种体察又与对自我的内在关照融合在一起,表达出观察和沉思相结合的现代思维特征,也成为“九叶”诗人共同的美学追求。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同为维也纳现代派核心人物的霍夫曼斯塔尔(HugovonHofmannsthal,1874—1929)是新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的主要代表,17岁时就用笔名发表抒情诗和短诗剧,被称为“神童歌德”。《小说月报》也对其代表作《窗前女》、《伊兰脱拉》、《昨日》、《愚人与死》等有详实介绍,但汉译作品发表甚少,郑振铎在《文学大纲•19世纪的德国文学》中的评价,也许可以解释其原因:“他的名望……已是世界的,但他的作品,却不大容易译。因为他们———译者———不能够把他的诗的光彩、神秘及魔术,同样的译出。”维也纳现代派创始人巴尔(HermannBahr,1863—1934)的代表作小说《他底美丽的妻》1929年被中国左联着名作家柔石译出,1935年被彤孙重译,以《美丽的女人》为题。这一时期被译介到中国的还有奥地利着名小说家、传记作家斯蒂芬•茨威格(StefanZweig,1881—1942)。1924年茅盾在《小说月报》上介绍其反战剧本《耶雷米亚》。1926年,其代表作《罗曼•罗兰传》在《莽原》杂志连载发表,此外《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也被翻译出版。

二、改革开放后的译介繁荣

建国初期由于政治意识强化,文学翻译工作的主导思想是“政治标准第一”,文学翻译一度陷入停滞。改革开放后,翻译领域才重新活跃,奥地利现代文学的杰出代表卡夫卡、茨威格、施尼茨勒等作品大量翻译出版,在丰富中国读者视野的同时,也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提供着丰富的滋养。

卡夫卡与中国先锋派作家

世界最杰出的现代小说大师之一卡夫卡(FranzKaf-ka,1883—1924)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德语小说家,是表现主义作家中最有成就者,其作品大都用变形荒诞的形象和象征直觉的手法,表现被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所包围的孤立、绝望的个人。卡夫卡在中国一度被视为颓废的资产阶级文学和精神污染物,直到1979年《世界文学》复刊,译载了小说《变形记》,标志着卡夫卡新接受的真正开始。卡夫卡关于人类困境和无奈的深刻揭示,在刚刚经历文革,精神和肉体均饱受磨难的中国读者心中激起了共鸣,他的作品由此成为八九十年代的翻译热点,陆续出版各种译本达60余种,其长篇小说代表作《城堡》、《审判》和《美国》都出版了3种以上的译本,此外还有多部选集和文集出版。90年代规模最大的卡夫卡译介活动,是1996年河北教育出版社推出的10卷本《卡夫卡全集》列入“世界文豪书系”。作为翻译家,叶廷芳是中国卡夫卡译介最重要的代表,他学识丰富,又有文艺理论功底。他深谙翻译功夫不在文字转换、而要以文学研究为基础的道理。卡夫卡代表了现代派特有的荒诞,通过“变形”、“异化”、“虚无”、“佯谬”揭示生存疑问,通过悖论来抗击专制、专横,对扭曲的现代世界进行控诉,是卡夫卡作品的典型特征。这种控诉加技巧的方式影响着不少新时期的作家,例如宗璞在一系列知识分子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是谁?》、《蜗居》等中尝试引入变形手法,取得了突破性的效果。她说:“卡夫卡的《变形记》、《城堡》写的是现实中不可能发生的事,可是在精神上是那样的准确。他使人惊异,原来小说竟然能这样写,把表面现象剥去有时是很必要的,这点也给我启发。”被誉为“中国的卡夫卡”的先锋派代表作家残雪曾透露她早期同卡夫卡的因缘:她在看过卡夫卡的作品后,认为自己过去的写实手法不能表达心中的想法,于是对处女作《黄泥街》的初稿进行了大幅度修改。《山上的小屋》在极度变形中传达出的个人受迫害的幻觉,《苍老的浮云》传达的虚无主义的生存感觉,《突围表演》中作为认识论原则的“虚无”,都体现着卡夫卡的烙印。

余华在不同场所都描述了他与卡夫卡接触的情形。在发现卡夫卡之前,他醉心于川端康成温软细腻的描写手法,直到1986年读到卡夫卡的作品,从此改变了他的文学道路,用余华自己的话说:“在我即将沦为文学迷信的殉葬品时,卡夫卡拯救了我。我把这理解成命运的一次恩赐。”卡夫卡给余华带来的“震撼”,首先是荒诞对想象力的解放,它不但使余华获得了独创性思考的动力,也为这种思考提供了适当的形式,“卡夫卡在叙述形式上的随心所欲把我吓了一跳??在卡夫卡这里,我发现自由的叙述可以使思想和情感表达得更加充分”。卡夫卡文学的想象性和梦幻性特点让余华开始反思文学的“真实性”:“文学的真实是什么?当时我认为文学的真实性是不能用现实生活的尺度去衡量的,它的真实里还包括了想象、梦境和欲望。”1986年以后余华陆续写下了《十八岁出门远行》、《四月三日事件》、《西北风呼啸的中午》、《一九八六年》、《往事与刑罚》等一系列作品,在很多方面借助了卡夫卡的想象,包括想象的形式和所想象出来的影像。

中国的“茨威格热”

1978年1月《世界文学》复刊后刊登了孙芳来从俄语翻译的《象棋的故事》,掀开了中国的“茨威格热”的序幕。茨威格以描摹人性化的内心冲动,比如骄傲、虚荣、妒忌、仇恨等朴素情感着称。他一生虽未获得任何文学奖项,却享有很高的国际声誉,其作品被译成至少57种文字。1979年张玉书从德语译出《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看不见的珍藏》、《家庭女教师》并结集出版《茨威格小说四篇》。20世纪90年代起茨威格作品的译介极为活跃:1992—2005年期间出版再版小说单行本53种,人物传记68种,选集20种,研究专着4种,戏剧5种,散文3种。大量作品以“小说集”、“全集”和选集转载等形式再版和重译,其中1998年陕西人民出版社的《茨威格文集》含小说3卷本、传记2卷本和1部散文卷,散文卷收录了茨威格书信、评论文章和游记,是中国首部较为全面收录茨威格所有题材的全集。值得一提的还有2000年和2004年张玉书在华夏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早年诗歌集《银弦集•早年的花环•新的旅程》和戏剧《特西特斯》,使茨威格创作的诗歌、戏剧在中国得到译介。这一时期,共有79篇探讨茨威格及其作品的学术论文公开发表,佐证了中国的“茨威格热”,尤其是2000年以来,期刊文章达51篇,占整个译介史领域学术文章的40%多。《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茨威格的小说代表作,曾被不同的译者多次译出,被改编成符合中国审美情趣的电影脚本,2005年3月同名电影的公映使该小说家喻户晓,从而更加推动了茨威格的译介高潮。

同时期被译介的其他作家

施尼茨勒的心理分析小说也再次受到关注,翻译出版小说集《一位作家的遗书》和《陌生的女人:施尼茨勒小说集》等。被称为“现代世界文学经典作家”和“20世纪小说革新家”的文学巨子穆齐尔(RobertMusil,1880—1942)倾毕生之力写就的巨着《没有个性的人》是一部以悖谬思维书写的富含哲思的幽默杰作。张荣昌耗费数年心血将其译出,于2000年在作家出版社出版。2008年,张荣昌选编的《穆齐尔散文》出版。1979年后译介里尔克中最见功力的是诗人绿原,1996年绿原的《里尔克诗选》面世。此外,林克的四首里尔克诗歌译作《卡鲁塞尔之桥》、《爱之歌》、《海之歌》和《镜前女士》被收入《外国抒情诗赏析词典》。1997年林克发表他翻译的里尔克诗集《<杜伊诺哀歌>与现代基督教思想》,再版时改名为《杜伊诺哀歌中的天使》,含《哀歌》和《致俄尔普斯的十四行诗》。2009年,译本《杜伊诺哀歌》在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结语

奥地利现代文学是在一个错综复杂的文化氛围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无论在题材表现和艺术风格,还是在审美价值上都具有独特的内涵,不但对德语现代文学的影响意义深远,也通过译介作品对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并影响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正如约瑟夫•T•肖所说,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着”,不论是卡夫卡、施尼茨勒、茨威格,还是诗人里尔克等都引起了中国译界的广泛关注,从民国时期便被大量汉译,改革开放后的译介更是呈现繁荣局面。当然译介中还存在一些“盲区”,如霍夫曼斯塔尔的文学作品同介绍规模不成正比;此外,更多可圈可点的奥地利现代文学代表人物如诗人特拉克尔、讽刺评论家克劳斯、印象主义倾向小说家阿尔滕贝格还未得到足够重视,值得译界给予关注。

阅读次数:人次

叶廷芳-------------------------------------------------------------------------------- 在西方现代文学的星空中,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名字是一颗耀眼的新星。尽管在长长的诺贝尔名单中找不到他,但他的光焰比这个名单中至少一半的人都更为明亮。不仅在诗人的星座中他是出色的一员,就是在决定20世纪文学基本面貌的那些奠基者中,也有他不可或缺的位置。这些人大多出生在19世纪最后30年间,到20世纪头30年,他们处于年富力强,正赶上时代风云激荡,文坛思潮起伏,流派迭出,人们的人文观念与审美观念经历着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时代弄潮儿成了这场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们那些在超前意识下产生的作品一时不为同时代人所理解和承认,这是不难理解的。但历史承认了他们并储存了他们的信息,曾几何时,他们的作品成了人们频频点击的对象。 20世纪的西方文学一个鲜明特点是哲学有力地打入了文学,使文学在两个层面人文观念和审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后一个层面的变化与前者是紧密相关的。而在打入文学的西方现代哲学思潮中,存在主义恐怕是打入最深的一种哲学思潮。代表这一思潮的那些巨头们,从创始人克尔恺郭尔到尼采到海德格尔到萨特,都往往干脆把文学当作哲学的附庸,就是说,把哲学作为解释他们某一哲学观点的工具,尤其是萨特。 存在主义注重研究人的存在方式和生存处境。因此,文学在它那里具有更多的人学的特征。带有存在主义特点的作家和以往的或一般别的作家的一个明显区别是,他不再把创作当作单纯的功利追求或审美游戏,而是当作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生命能量消耗的一个过程。这类作家对生命存在有一种深切的体念。他们的作品,尤其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力作都是从内心深处发出的呼叫、呻吟、欢唱、倾诉;不管是痛苦的,欢欣的,狂怒的,抒情的里尔克就是属于这样的作家。他和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小说鼻祖卡夫卡同属奥匈帝国的子民,而且是同乡都生于布拉格。但他没有像卡氏那样,终生都没有离开布拉格,也没有像他的这位老乡那样一生都离不开那个饭碗,这个比卡氏大8岁的铁路职工的儿子,先是被动地学了多年的军事和短时间的商业,后则主动地攻了几年的哲学、艺术和文学,在他20岁的时候,便永远离开了没有给他带来过温暖的家,离开了这座美丽的城市,永远也没有再回来。他一边漫游,一边思考,一边写作;他去德国,去俄国,去南欧,去北欧;他写诗歌,写散文,写评论,也写小说,哦,还有那大量优美动人的书信。他的作品集一部接着一部问世:《生活与诗歌》、《祭神》、《梦幻》、《耶酥降临节》、《图像集》、《祈祷书》。他爱好艺术,也爱好女性。但在先后结交过的诸多女性中,他只跟雕塑家克拉拉魏斯特霍夫结过婚。出于对伟大艺术家的敬慕他结识了印象派雕塑巨匠罗丹,并一度当了他的秘书。他的初期诗风受到象征主义和新浪漫主义派的浸润,重于主观抒情,如今又接受印象主义的洗礼,诗风上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转向对具体事物的观察,并将由此而得的直觉印象赋予象征含义,称为咏物诗。先后出版了《新诗集》和《续新诗集》。前后相较,仿佛他的诗风由流动的变成了凝固的;音乐的变成雕塑的。其中最有名的《豹》,写地球上最勇猛的野性生命被关在笼子里的无奈,以至导致一个伟大的意志晕眩。它以从容的笔调惊心动魄地写出了一个伟大的灵魂一旦失去自由的处境和情状,蕴含着存在哲学的意味。 然而他的思考并没有凝固,他的寻求远没有结束。他继续漫游,探索人生的真谛,宇宙的奥秘,直到非洲金字塔旁。这期间他写出了具有存在主义哲学释义的日记体长篇小说《马尔特劳里茨勃里格随笔》,为作者生存体念的切身感受。此后他得到一位伯爵夫人的赞助,住进了亚得里亚海滨的杜伊诺的一座古堡,酝酿并开始了他的生命力作《杜伊诺哀歌》的写作。这部非凡之作进展缓慢,更因战争而中断。直到1921年,他终于在瑞士南部一座幽静的中世纪古堡里住了下来,潜心于这部作品的写作。这时,他那凝固了许久的诗情仿佛突然融化,猛力地倾泻了出来,终于于1922年完成。当时他以雷鸣般的欢呼庆祝他的伟大心愿大功告成,足见该作在他心目中的地位。这十首哀歌几乎包含了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内心求索。那是一番人与宇宙的隐秘对话。作者试图对于人的存在的真谛及其与宇宙的关系直至宇宙本身的奥秘进行全面的思考,并做出自己的回答。特别是关于生与死的问题有他独特的见解。翌年即1923年,他的另一部晚年力作《致奥尔甫斯的十四行诗》又顺利地完成。奥尔甫斯是希腊神话中的歌手,他在阴间苦苦寻妻,终而不得,作者暗喻自己终生求索的徒劳。此作堪称他的绝唱。艰涩冷僻的存在哲理加上象征主义的表现艺术,使得这两部诗作的深奥晦涩常常让人望而生畏。此后,孤独的诗人生命已近黄昏,尽管死神已步步逼近,凭着毅力,他还是于1925年去了一趟巴黎,与他所敬重的同时代的法国象征主义诗人们聚谈砌磋。第二年岁末,在瑞士与世长辞。这位执著于行而上追求的诗人,短短51个年头便把他的全部生命能量消耗殆尽了! 然而,他的生命能量并没有随着他的肉体的消亡而消散,它们凝聚成一个巨大的精魂包容在12卷全集的浩瀚篇页之中。除了诗歌以外,作者也擅长散文和评论;他谈论文学,也谈论艺术。而且屡有独到见解。他就是以这种集束的艺术功力征服了20世纪的国际诗坛、文坛,在现代世界文学史上赢得了重要的地位。自然,他也获得中国读者的喜爱。因为他的大部分作品也还是容易理解的。早在30年代,当时中国年轻的杰出抒情诗人冯至便开始了里尔克作品的翻译,《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那时在中国就颇有影响。后来只因战争和人所共知的原因而中断。近20年来,半个世纪前的泉脉又接上了!书市上已有多种里尔克作品的译本出现。但它们加起来还不到里尔克全部作品的四分之一。史行果的这个译本就是适应这一形势的需要而编选的。为了避免与其他译本重复,她着重选了作者谈论艺术的篇页。众所周知,里尔克不仅是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见解独到的艺评家。他将我们拽出传统的俗套,而引入现代语境。这个译本的篇目选得相当精当,可以说是一本脍炙人口的谈艺录。它包含了里尔克许多重要的观点和见解。这正是我国读者急于想知道的。而且,这是一个大作家在谈理论,谈鉴赏,谈甘苦。都是结合他自己的创作实践和体偿,生动、独特,而且他那诗人的文笔也极具美感,读起来饶有兴味。因此它不但能催醒我们的现代审美意识,并且有助于我们更好读懂他和鉴赏他的作品。 《永不枯竭的话题里尔克艺术随笔集》 史行果译 东方出版社 《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

本文由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