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现代性与文艺理论

作者: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现代文学论文>>正文

无论喜欢与否,我们已然生活在现代性的种种后果之中。然而不必为此急躁。因为现代性的本质就是变革,以及由变革而来的福祸相依,利弊交杂,机遇与风险共在。我们面对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挑战,虽有不少焦虑,却也并非一无希望。

体现文学思潮的现代文学论文

一、启蒙运动时期的主要特点

自反性,是一种涉及现代化领域研究范围的社会学知识,超越了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束缚,对现代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并按照自己的模式进行重新排列、组合。中国的五四文化思想启蒙属于正统现代化的范畴领域,自反性主要是针对在运动之后萌发的另一种新型的文学形式进行描述。通过对五四思想启蒙运动里收获的文化形式和文学手法,进行科学总结和灵活运用,结合自身的写作形式和特征,展开了另一个新兴思想领域的论述。其中包含对美学现代性的批判与否定,也包括解放美学现代性的限制,开拓另一片现代性的浩瀚星河。这些行为都是以自反性、现代性为基础,力图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束缚。在质疑和否定五四思想文学的现代性的同时,表达出自己与众不同的现代性诉求,多个文学巨匠的不同个性的彰显,共同构成了现代新文学的反传统意识的自反性系统。

1.在文学革命热潮中寻找思想启蒙的手段

五四新文化倡导者对写实主义、文学的抒情手法也比较看重,主张文学的相对独立性和自由性,不过,由于强大的启蒙现代性话语的强势压迫,使得这种审美现代性诉求并未得到有效的推广,也正是这个原因,造就了五四文化运动的历史局限性。通过具体考察五四文学革命所处的历史情境,深刻探究当时思潮的主要倾向,对于五四文学革命的启蒙主义的性质的确定,意义重大。当时的文学中心以文化批判为主要行文途径和思路,通过文化批判者的立场发表自己的意见,一切的出发点,都来自新旧文化的冲突,以反封建为主。五四文学革命的这一主题思想,是贯穿整个启蒙运动的基本依据,这主要是由于思想启蒙运动的主要任务是唤起文学革新。那个时候的新文化人主张引进西方近代文化的启蒙手段,表达文艺和思想不可分割的联系作用,一方面有效地记录了欧洲文化思想的进步,另一方面强调文学对时代思想的影响作用。因此,文学家通过发布文学作品,试图总结这个时代思想文化的特点,有助于加强各个文学爱好者的认识,巩固这一革新运动的历史意义。胡适,作为那个年代文学改良的优秀领导者,主张以白话行文,体现了启蒙运动在现代性方面的强烈诉求;陈独秀在他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即“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以及通俗的明了的社会文学”。虽然这只是一个固定的原则要求,但却得到了广大从事文艺事业人的认同,这一举措大大地修正了凌乱的、陈旧的古板行文思路,开拓了文章构建的自由性,并适应了未来现代化文学的新要求。

2.五四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的弊端之处

五四启蒙运动之后,不少文学作家仍沉醉在思想启蒙下的绝对化、理想化的自我价值,这样的愿望,面对现实的考验,必然会导致幻想破灭,并带来绝望。丁玲的小说就充分地体现了这一时代特点,记录了知性青年在痛苦和矛盾中的绝望哀号。只盲目停留在启蒙思想意识形态之中,不懂得以浪漫冒险的态度去投身在革命事业中,带来的结果必定是差强人意的。这些提倡文学改革的作家,已伴随时代的脚步沦落到无路可走的地步。这些陈旧的作品中,的确展现了一定的现实色彩,却也以个人悲剧的真实写照展现社会与时代的症候。这些青年不同的命运遭遇,在现实中体会到与理想的落差,使得不少文学作家开始对五四的思想意识形态产生了质疑,在时光的积淀下,转变成了一种文学化的批判与质疑五四思想的热潮。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

首先,过于理想化、乐观化、完美化的思想主旨宣传,使得大多数人忽略了个人认知能力和自我价值实现的局限性。涉及具体的民主、科学意识的形态等没有做到理性的、具体的描述,不具有一定的实践意义,大多数以自我意识的宣扬为主,因此局限性相当明显,这一定会使得启蒙思想运动的意识形态存在一定的空泛性。其中,相对认知水平较低的知识青年,无法做到对个性主义的启蒙思想的价值作用的有效分析,只能盲目地跟随大众,并将这种思想奉为自己的最高理想,不思进取,自己的真正思想意识受到了严重的限制,并失去了一定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其次,过分强调对传统的绝对叛逆,忽视了现实中家庭、社会、道德构成的合理意义,盲目鼓励对个人利益的追求,虽然做了一定的价值性和合法性叙述,但忽视了个人主义的负面作用。由于过分地宣扬个性,使得家庭、社会、道德等相关的好的传统观念被丢在一边,严重影响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交往和交流,一切行为全部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趋势,会造成自身与社会文化的隔离,使得周围的人无法接受,造就自己孤独终老的一生。正是由于盲目信任,才造成了对这一现象的忽视,所以当现实的大山压过来时,自己已手足无措,只能发出痛苦的哀号。

另外,中国五四启蒙运动的领导者们,尚不具备专业、系统的价值理念意识,在思想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工具的理性运用上极度贫乏。

伴随着文学主流的激流勇进,很多文学思想家已无法顾及其可行性,而盲目地接受顺从,并深刻地陶醉于其中,而无法自拔,对真理的认知已严重地脱离现实的衡量标准,使得他们只能一味地发表自己的感受,在现实的应对方案上却无计可施,加深了自身的困惑性。总的来说,对思想和精神力量的非理性夸大,是五四启蒙运动产生积极意义和消极意义的共同原因。大多数启蒙思想家没有考虑到思想精神的具体限度,也忽视了他们需要结合具体实际状况,才能得到好的发挥,作为孕育思想的现实土壤——社会,它总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不同的表现形式。在五四运动接近尾声的时候,很多人由于长期沉陷其中,而无法适应新的生活,因而在自己内心的印照下,创作了许多与时代脱轨的作品,失去了一定的现实意义,更无法适应现代化文学的需求。主要体现在对期待结果的描述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忽略了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蕴含的新的局限,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无法接受现实诸多元素的考验,最终,他们也将被历史淘汰和遗忘。

二、现代自由主义文学对五四启蒙运动现代性的质疑和批判

审美现代性一直是以一种批判性地位而存在的,可以具体理解为审美现代性的核心思想和主要原则,使得审美建立在社会的对立角度上,具有一定的客观意义。而自反性就是维持这种现象的主要工具,使得审美现代性能够针对自身的自反性逐渐地向现实的、客观的方向发展,并作用于自身。因此,一些自由主义的文学作家也对五四启蒙运动时期的具体的主题思想产生质疑,他们在作品中集中表现了对五四主体思想的自反倾向,主要表现在:通过融合底层人民的思想道德观念和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国家意识形态,着名作家老舍,主要通过适应时代要求的理念进行中西方文化思想的对比,具体结合实际分析各方面的不同状况,在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族认同感的激励下,完成各个小说的着作。他很能运用生动的语言和幽默的叙述方式,并且可以深刻地揭示中国的各种病象,深刻地阐述国民的错误的思想意识,急迫渴望那种现代性的理念能尽快地投入在当时陈旧思想下束缚的中国,具体表现为他对中国古老的精神形态的深恶痛绝,使得在主体思想表达上,和五四启蒙运动的主旨拥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由于其底层社会的出身现状,和对现实的体会,使得他在表达思想的同时,更注重于国家和国民的实际操作和这种思想的实效性,具体如何进行实施,在他的作品里并没有明确规划。这种市民阶级的思想结构和形态,必然令他对五四文化启蒙的具体现实意义产生质疑,在老舍的作品中,关于现代化事物的描写都是持否定态度的,在对政治教育文化、学习思潮和外来新思想上,都认为是一种胡闹,是一种荒诞的把戏。他彻底地否认大学教育的现实意义等负面性的语言,揭示了作者对中国实现改革的绝望态度。

而后继的作家,同样在他的基础之上,对外来事物给予否定,使得现代文学离启蒙思潮的愿望期待越来越远,并逐渐地形成一个对启蒙运动思潮的自反性叙事的系统。而乡村出身的沈从文,在对思想启蒙运动的质疑方面,表现得更加明显和深刻,在自反性上更高人一筹。他善于利用感性和理性综合的叙事手法,在对新生事物的质疑上的叙述也比较全面,他形象地勾勒出了乡村与都市的区别,另外,也包括对形象世界的反差的肯定,使得他的小说在当时文坛上独树一帜。在理论依据上,它主要借助不同时间的现实状况和人性的价值标准的肯定。在他的作品中,主要对不同于城市的乡村的自然之美和当地的人性之美加以正面宣扬。作者的主要表现核心以“人性的美和善良”为基准,所有被现代文明看扁的、落后的东西,都呈现不同的人性和传统之美,是完善人性的福地。而面对现实的抨击,他的思想更加偏激,认为时代的进步,带来的并不是人类社会的完善,而是对周遭美丽自然和善良人性的泯灭。而都市中的人大多数存在人性的扭曲,在道德上要求放松,毫无自制地堕落着,无论城市的建筑多么发达,在自然的考验下永远一文不值。沈从文的作品,在思想上大都与五四文化的主旨相违背,而他具体表现的这种对现实的颠覆形态和对社会现代化的美学否定意识,却形成了一种他对社会历史发展的独特的期盼与追求。五四文学思想启蒙运动总的来说是一段颠覆和反思传统的历史,集中表现在历史、传统和现代性的重要冲突。

五四思想启蒙运动主要宣扬的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寻找完美的突破。在白话文上开拓了文坛的新地位,使得这种语言选择固定地被文学历史所认同,而具体文章表现的特点,则是一种对传统反叛的对立的姿势,使得文章表达的思想更加直接。而对传统的反思,绝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和摒弃,像胡适、沈从文等作家在时代的冲动下并不盲目地乱下定义,对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肯定态度还是会有所保留的,无论在作品中如何强调现代性,始终甩不掉的是一份对传统思想的牵绊,无法完全地适应西方现代化思想的渗入,所以五四运动下的代表者都没有彻底的适应现代性,那么一味盲目跟从的人们又如何了解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具体定义和发展方向呢?因此,这种自运动开始就伴随诞生的自反性,体现了我国文学现代化的局限性。我国现代文学理论一直在传统问题方面进行讨论和研究,角度相对单一。而具体研究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要求,就要求文学能够开拓新的人文精神,拓宽我国人民的视野,吸取西方国家人文精神优秀的部分,改善人的心灵,协调好人与自然、科技、社会之间的关系,并结合实际分析我国文学理论的现实发展情况。这是一种相对比较系统的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研究,在理论确立上也比较全面,符合一定的客观性、现实性,对我国文学理论的进一步现代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这些文学家都在宣扬这样一种思想,现代性一方面的确给人们带来了福祉,却也伴随着一些消极的后果。而怎样才能摆脱现代性携带的这些消极元素,使人们不再经受理性的压迫,那么审美的现代性就是实现这一愿望的有效途径,因为审美的现代性拥有着一种得天独厚的优势,能够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保持乐观的态度,不再因为生活的压力而墨守成规,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情感需求,充分扩大人们想象的空间,从而使得因长期封闭而无法表达的原始人性精神能够恢复原貌,开发人类无限的潜能。

三、结语

五四启蒙运动的倡导者提出了个性主义与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观,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这种新文学的内部,却产生了关于对这种价值观质疑的文学主题和叙事。各个作家借着自己不同的角度描述不同的价值思想,对具体的个性主义思想等进行了一定的质疑,并做了适当的价值重估。这种新文学自然产生的自反性叙事,筑成了新文学的新的主题思想,为人们客观地认识五四思想启蒙运动和伴随产生的新文学艺术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依据。

作者:张惠玲 单位: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

阅读次数:人次

第二,是互动的而不是对立的。

如果不就时间而以结构性的思想形态为标志,那么,英国工业革命下的“感觉主义”、法国政治革命下的“启蒙理性”、德国思想革命下的“先验论”,可看作第一次现代性的开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用人自身的实存或属性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合理性根据。相对用神义作为现世制度与人心秩序的正当性根据的“神义论”而言,第一次现代性就是“去魅”神义正当性转而为人性“合理化”的“人义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性的基本前提。直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福柯的知识考掘学、断层谱系学即新历史主义,所依据的仍然是人的“身体”,我把它叫做“身体现象学”,是胡塞尔“意识现象学”后,舍勒的“信仰现象学”、海德格早期的“情绪现象学”继续下行的表现。可见,同开初依据“理性”相比,其“合理化”的层次与质态是非常不一样的。人“依据理性”所建立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可以说是神义论的人本化或人义论的神本化,黑格尔哲学(依据理性)与马克思主义(依据理性化劳动)可看作其最高形式;人“依据身体”所建立的现代感觉主义则是最幽暗的欲望、冲动、色情对意义超世性的全面造反。但它们又有一个共同的思维方式,即将人的实在或属性本体论化,要么“它能再现人之外的本体”,要么“它就是人最内在的本质”,因而都可看作“神义论”的形而上学残余。或者换一种说法,第一次现代性几乎用遍了人身上的实在与属性作为依据,要么它能再现世界的本质即“发现”真理,要么它作为本质被世界表现即“创造”真理,因而,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的二分并力图同一而归为一元的总趋势是共同的大特征。不管怎么说,“人义论”主要依据人自身,此乃“现代性”不同于古典性或传统性而谓之“现代性”的前提和条件。虽然其间的差别也大得不可忽视,自19世纪末尼采开始,超验的本体论价值颠覆了,偶发机缘的自我表现或自我创造成为主要趋势,为向第二次现代性转化准备了条件。

可是,通过自由认同达成的、代表大多数人意愿的话语整体或共识,难道就一定是真实、公正、正确的,彻底摒弃了一切权力和暴力因素吗?福柯和利奥塔认为,事实上,一种共识,不论它是依靠权力和暴力的运用,或是通过合法程序建立起来的,都不能保证它具有绝对的真实性、公正性和正确性,话语的共识往往会变成“多数人话语的暴政”,形成对少数人话语的压制和个人话语权力与自由的践踏。

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学界对于现代性的反思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如果说80年代中国学界的主流依然是对于现代化的热切而不免简单的呼唤,对于启蒙现代性的不加反思的接受,并且以此作为历史评价与文学写作的基本标尺,那么, 90年代的人文学术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学界对于近现代中国具有反思现代性倾向的知识分子(比如学衡派)、对于偏离启蒙现代性叙事的文学作品(比如张爱玲、沈从文的作品)的认识与评价正在改变。这当然是一个值得庆幸的现象。它有助于加深对于现代性的复杂性的认识,有助于审美现代性的生长,也是中国的文化生态更趋健康的标志之一。

3.现代性的多重阐释

从当前的现代性问题研究来看,我以为有两种做法值得注意,因为它们在理论范式的转化方面做了可贵的尝试。一种做法可称之为“参照的模式”,它把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作为一个参照系,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寻求中国问题的解释。此模式常用的方法乃是比较,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将这类研究名之为“比较现代性”。在突出中国现代性问题情境的特殊性时,在比较中西现代性形态、结构和内涵的细微差别时,不断地修正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某些方法和视角,进而发现切合中国现代性问题的解释范式和视角(参见陶东风等人的相关研究)。另一种做法稍有不同,可以宽泛地称之为“转化的模式”。它的要旨在于不是直接从西方现代性理论中寻找有效的资源,而是首先质疑这种理论对中国问题的解释有效性。因此,它十分强调在借鉴西方现代性理论时,一开始就应保持一种转换意识和方法论反思。它不是在比较参照的意义上运用这些理论资源,而是深究这些理论的深层观念。通过对西方现代性理论中基本观念(诸如“断裂”、“差异”、“激变”等)中所蕴含的历史意识的清理,有限而适度地嫁接到中国问题情境中来,进而揭橥中国现代性转变中的那些深蕴的“断裂”、“差异”和“激变”。在这种合理的转化中发现中国现代性理论的思考路线和策略(参见余虹等人的相关研究)。在比较的意义上说,“参照的模式”首先假定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较多地调动西方现代性理论的种种资源,但在解释中国现代性的特殊性时却揭示其解释中国问题情境的局限性和缺陷,进而转向新的理论范式的考量。这种思路是在比较差异中,在中国现实问题的引导下来修正西方理论,进而达到中国现代性理论的建构。而“转化的模式”采用的似乎是相反的策略。它一开始就反思和怀疑西方现代性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并希望初步确立一个经过修正的理论范式来思考中国现代性问题。无论哪种做法,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必须始终注意中国现代性的特殊问题情境。

6.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必须联系到政党政治革命的实践来加以确认。意识形态教化在政党政治革命时期的首要性和至关重要决定了政党对文学理论的特殊要求,即要求文学理论论证文学作为科学意识形态教化工具的惟一正当性和合法性。由之建立的新文学工具论成为中国“现代”惟一合法的独尊样式(儒家工具性文论从未独尊和惟一到如此之程度),与之相应的对立样式是立足于审美主义和自由主义之上的新文学自主论。正是新文学工具论和新文学自主论的结构性冲突决定着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品质。换句话说,新文学自主论的现代性必得在其反抗新文学工具论的关系中加以理解,而新文学工具论的现代性也必得在其排斥和压制新文学自主论的关系中加以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学自主论对新文学工具论的抵制在中国式现代境遇中一直是消极和无力的,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与西方审美现代性之反抗启蒙现代性不同,中国的新文学自主论缺乏制度性保证,尤其是建国后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政党实践导致的高度整体化最终剥夺了思想言谈的基本自由(“文革”是极端);其二,有效地质疑现代性必须有一种后现代性思想资源,而新文学自主论的思想资源仍是现代性的。

福柯把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斥之为“交往的乌托邦”,称这一方案“试图建立一种文化的总体形式,一种社会的物质和精神原则,将彼此抵牾的话语纳入单一封闭的整体”。布尔迪厄亦指责哈氏“无视作为潜在因素内在于一切交往的权力结构和统治形式,梦想建立一种理想的无差异的话语状态”。在他们看来,话语关系隐含着权力关系,而现代性的话语统治恰恰是这种权力关系的理想体现。他们声称,不仅千差万别的个人话语不可通约,而且个体话语与代表权力体制的公共话语之间的矛盾与对立也是无法调和的。

这一基本立场遭到德里达、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等人的尖锐批评。

西方人围绕或针对现代性问题,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里,曾有过三波较大规模的讨论,先后发生于20—30年代、60—70年代,以及80年代至今。

根据巴赫金提出的通过对话建立开放的文艺学的构想,我认为具有对话精神的文学理论,具有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应有以下三个特征。

以哲学批判的眼光看,现代性首先反映了一种在宏观上与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息息相关的历史规律与文化逻辑。从社会学角度看,它包含着一整套社会机制、管理程序和生产/消费方式。对于现代派艺术的作者和欣赏者来说,它是一种世界观、自我意识或生活方式。从语言学与话语分析的角度看,它则是一种叙述模式,一套新的话语构造,一场表现与交流方法的危机或革命。

现代性问题浮出水面也是当代全球化问题的延伸或展开。当下的现代性话语实际上就是一种西方的全球性话语方式。对于中国学界来说,现代性话题应是全面质疑现代世界体系的方式,也是全面反思当代中国现代化或现代性发展道路的时机,这种质疑和反思应具有批判、否定和建构、建设的双重身份。同时,我们在进行这种全球化的现代性思考时,只能占取一种第三世界的立场与世界对话,因为我们只有这样一个位置可供选择。

C:“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我说的符合说出真理的那个说法。”

3.中国“现代”的动力基础是党国一体化的政党实践,西方“现代”的动力基础则主要不是政党实践,尤其不是这样一种政党实践。正如理解西方“现代”不得不考察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一样,理解中国之“现代”不能不考察中国式政党实践。

一种设想是,将西方现代化实践视为一种普遍的模式,因此,作为其理论总结的现代性理论便合理地获得了某种解释的普遍性和有效性。中国作为一个后进入现代化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和西方发达国家相似甚至相同的问题。这种相关性解释的致命缺陷在于它有“西方中心论”之嫌,它放弃了本土文化本位论和对其特殊性的关注。另一种相关性的解释是,在充分注意到中西现代化过程的不同点时,更关注两者之间的某种或某些相似性。换言之,尽管中国和西方所走的现代路线和所采用的策略有所不同,但差异中有相通之处。而这些相通(而非共同)之处,为运用西方现代性理论提供了某种合理的根据。倘使说前一种设想以虚设普遍性取消了本土现实的特殊性的话,那么,这后一种设想是否会以表层的相似性掩盖了深层的甚至根本的差异。对这两种相关性的怀疑,把我们的思考引向另一种解决方案: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修正西方的现代性理论,并使之适合于有效地解释中国问题情境。这就是说,西方的现代性理论作为一种范式,如何进行必要的“中国化的”转换?这个转换在我们常见的理论信条中早有公式化的表述:“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

最后,有必要强调对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的把握。以往的经验教训表明,西学潮流一浪又一浪地在中国学界涌过,既没有为建构中国理论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也没有为这些理论的深入理解提供可能。原因在于我们没有深入地研究这些理论,特别是忽略了这些理论自身的复杂性和差异。表面化的理解和简单套用不但扩大了其局限性,而且强化了只追求皮相研究的浅薄学风。从根本上说,西方现代性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多种理论主张构成的复杂的“场”,各种理论纷争互动,不但表现了这些理论自身的活力和多姿多彩,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差异、对抗与纷争的复杂性,不但向我们提出了深入理解这些理论的要求,同时还为我们从中找到有用的资源,进而发展出有效解释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范式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中国现代性问题是一个复杂的“场”,而西方现代性理论本身也是一个复杂的“场”。两者的互动为新理论的形成和建构提供了多种生长点。我想,在这里应该提倡和培育我们运用外来理论的“反常感”或“不适感”。利用西方现代性理论最具迷惑性的假象,就是某种外来理论对中国问题解释的表面的切合性和有效性,借用科学哲学的概念来说,就是理论范式的“常态”。这种停留在表面相似性解释层面上的做法,有可能以虚设理论来遮蔽本土现实问题情境。相反,“反常感”是指外来理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陶东风论用于本土问题情境时所产生的解释的矛盾、差异或局限。它有助于研究者对所采用的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恰如哲学家库恩所言:反常和危机乃是新的科学发现的途径。换言之,我们只有深入理解了西方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深思熟虑地运用于中国问题情境时,深切的“反常感”才会发生。

有关现代主义文艺的系统研究,尤其是针对它的批评与阐释理论,主要是本世纪上半叶发展起来的。第一波研讨高峰为30年代,主要在欧美左翼批评界内部展开。其中卢卡契与布莱希特有关“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的争论最为有名;另外,我们需要关注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本雅明,他们有关文学生产与文化工业的理论探索,对“文艺现代性”问题具有开启意义。

A:“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我说的符合真理。”

“世界一直在数千年之久的‘独白时代’缓慢而痛苦地走进‘对话时代’。仅仅在一百年以前,每一种宗教,后来是意识形态———即每一种文化,还在倾向于十分肯定,只有自己才拥有完全的‘对生活的终极意义和相应地该如何生活的解释’。后来,通过从西方开始而最终在全世界日益扩展的一系列理解方面的革命———历史主义、实用主义、认知社会学、语言分析和诠释学的认识论革命,先是单个的思想家,而后甚至越来越多的中下层人士也开始意识到,关于事物意义的一切说明都具有有限性。”(引自《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附件“走向全球伦理普世宣言”,作者列奥纳德·斯维德勒)

最初叙述的故事一般都是从A开始的,“神话人物”或“真理”是故事的“主角”,“主述者”只是叙说“主角”的故事。“主述者”之所以能够成为“主述者”,其特殊的身份在于,他要么参入了主角的故事,要么他发现了主角的故事,所以他的身历其境使他获得了叙述的合法性。“聆听者”相信了他,尽管“聆听者”并没有真的看见“真理”。

第三,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

贝尔的上述立场,不久就遭到欧美左倾思想界的积极回应。1980年9月,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发表重要论文《现代性:一项未竟工程》,点名批驳贝尔的“老保守观念”,以及福柯、德里达等“法国年轻保守派”的反现代立场。1981年3月,哈贝马斯亲自前往美国纽约大学,就该题再度发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的现场演讲。此举标志了现代性讨论的国际化与多学科化。这个特别题目,从此也成为欧美学界领袖人物的较量与争夺目标。

针对上述批评,哈贝马斯反驳道,“权力”在福柯那里被提升到先验的绝对高度,成为他的“谱系学”历史观的理论前提和基本概念。正如柏格森和狄尔泰将“生命”,弗洛伊德将“力必多”,海德格尔将“存在”用作批判形而上学的秘密武器,福柯赋予“权力”以理性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出发点和基础地位,并由这一概念导出了他的全部结论,将话语关系等同于权力关系,把话语的同一性即共识与压抑和统治混为一谈。

[1]《巴赫金全集》第4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63—371页。文中引文皆出于此。

上面简要提到的“叙事合法性”的演变只是其一种描述法,而且还远未回答什么“是”现代性的“哲学规定”。请想一想,如果不是这样,中国传统的命脉是“天人合一”、“文以载道”,它们的现代性转换自然还是要有人出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事实上已经这样转换了,“文革”之“文”不就是这样载“道”的最高表现吗?因此可以说,“意识形态性”就是“传统性”的“第一次现代性”转换。它的基本句式或基本叙事法我在上面已经分析过了。如果经历了“第一次现代性”还不明白“何以可能”的“限度”,还要动辄“天人合一”现代话语以拯救21世纪,这种民族性未免“天命劣根”得可以。

合法性就是这样通过“真理”———“真理的说法”———“真理的说法的说法”而传递着,变成“普遍性”(?)。相对原初“真理”而言,如此演义的说法或叙事,愈来愈浮上历史的“机缘”而偶在化了、模态化了。说得浪漫是“发展”,说得务实是“置换”。那最初“发现”的“永恒真理”在哪里呢?

第一,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

第二次现代性显然没有第一次现代性所表现的“依据”十足,语言哲学像“大陆板快漂移说”,把第一次现代性的“依据”,无论是人外的还是人内的都悬置起来了,只让语言来规定或显示(思想)事实能在的限度。因为正是那些看似十足的“依据”导致了第一次现代性的破产,而且是灾难性的,从而使现代性“完成不了,还是必须完成”成为“危机”式的问题,所以,第二次现代性,既要对第一次现代性所依据的基础进行再审理,又要力图克服或解决第一次现代性所呈现的“现代性危机”,寻求“现代性完成”的可能性。

但是,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与文学话语中,审美现代性一直处于未展开的状态。或者说,现代性在中国呈现出单一发展的势头,历史现代性或启蒙现代性始终是压倒优势的强势话语,从而没有产生现代性的矛盾—张力结构。李欧梵先生的《现代性及其不满:“五四”文化意识的再探讨》一文对此进行了深刻的分析。文章指出,“五四”精神充分体现为一种历史意识的新模式,现代意味着“新”,而“新”的价值与理念是在一个直线发展的时间语境与历史意识中被界定的,“时代”是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最突出表现,它强烈地意识到中国已经进入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强调现在是通向未来的进步连续体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在这种新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方面,严复的翻译———尤其是对于达尔文主义与进化论的译介———起了极大的作用。几乎整个“五四”思想界都受到严复的影响,进化论成为“五四”新意识的核心。与此相关的是人们热切呼唤投身新时代的英雄式的自我与人格类型,这个自我类型的核心是:把握世界潮流并积极投身这个潮流,创造美好未来以及对于世界美好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李欧梵认为:新文学与新的历史意识之间的这种紧密联系成为中国“现代主义”文学的发源地,同时也使得中国的现代文学背离了欧洲现代主义的宗旨———对于社会现代化、历史(启蒙)现代性持批判立场的审美现代性精神。尽管西方审美现代主义的观念、作家、作品也有被介绍到中国的,但是线性史观及其在文学写作中的体现———现实主义的叙事模式,始终占据主流。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西方的现代性是一个自我质疑、自我反思、自我矛盾的复杂结构。一方面是现代化过程所带来的巨大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则是对于这个变迁及其所塑造的社会生活、价值观念(在西方主要是资产阶级的市侩作风、商业主义、粗俗的实用主义等)的文化与审美上的批判。这构成了现代性话语的内在张力与内在制衡,保持了现代性的开放性。这种现代性的矛盾性与自我质疑、自我批判性使得西方社会保持了一种相对多元的文化环境,它对于精神文化生态的平衡乃至政治的运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身为现代主义文艺制度的监护人,屈瑞林、欧文·豪和丹尼尔·贝尔等先后出战,将其对后现代文艺(又称“反文化”)的批评,推向更宽广的文化批判领域。这场激进与保守的鏖战久拖不决,反倒给后现代问题增添了神奇魅力,以及一种学术研讨的“合法性”。70年代后期,后现代幽灵开始大范围扩散。查尔斯·詹克斯的后现代建筑美学,伊哈布·哈桑的“超批评”理论,以及一批欧洲学者的介入(如英国的戴维·洛奇和荷兰的杜威·佛克玛等),都为这一命题的深入作出了贡献。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赵一凡

审美现代性:西方与中国

B:“我说的之所以是真理,是因为真理就是我所说的那个样子。”

在西方,现代性本来就呈现为一种充满矛盾与张力的结构。卡林内斯库在其《现代性的五个面向》一书中对于启蒙现代性(或历史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进行了区分,前者“被知觉为是一个从黑暗中争脱出来的时代,一个觉醒与启蒙的时代,它展示了光辉灿烂的未来”,“人们因此有意识地参与了未来的创造”。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是一种时间与历史意识,具体表现为线性发展的时间观念与目的论的历史观。作为文明化历史的一个阶段,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是科学与技术进步以及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带来的社会变迁(现代化)等的结果,它受到启蒙思想与工业革命的支持。其特点是:信奉进步的教条,相信科学技术造福人类的可能性,关注时代,崇尚理性以及由抽象人道主义界定的自由,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崇尚行动与成功等。而作为审美概念的现代性(即审美现代性或文化现代性),则具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倾向,“界定文化现代性的是它对于资产阶级现代性的彻底反抗”(卡林内斯库语),是它的否定的激情,这种激情来自于它对于理性与进步观念的巨大的幻灭感,后者在其发展过程中变成了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市侩主义,等等。与现代主义文学相关的各种运动都是来自这种审美的现代性,它的姿态是颠覆19世纪历史现代性的两个主要的信条,即线性的时间观与目的论的历史观,它倾向于不把历史或人类生活看成一个连续体,不把历史视作发展的逻辑,表现在文艺上是反对像现实主义作品那样按历史时间的连续来结构作品。西方现代派作家就一直坚持这样的一种批判传统。

5. 20世纪中国政党实践(主要指中国共产党的实践)分为两大阶段,分别依托于两大叙事和两种策略,与理解中国文学理论之现代性和后现代性密切相关的是政党实践中意识形态的位置。第一阶段(“五四”——“文革”)是政党政治革命时期。这一时期的政党政治革命以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为基础,以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为手段(毛泽东思想即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叙事主要包括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叙事、无产阶级革命的叙事和人类解放的叙事,这套叙事所依托的本质论、目的论和决定论的信仰使其成为不容置疑的真理性元话语。列宁称上述叙事为科学的意识形态。列宁主义的行动策略是首先以科学的意识形态教育工人群众,将工人群众组织成有觉悟的革命队伍,以便实施意识形态提出的目标。在此,意识形态教化对政党政治革命至关重要,因为在工人群众中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科学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主义),必须将这种意识形态从外部灌输到工人群众的头脑中去。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政党经济建设时期。这一时期政党实践的基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整体叙事。现代化整体叙事可概之为“发展是硬道理”。为了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尽快实施,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无论是来自右的干扰还是来自“左”的干扰都必须加以反对与限制,以“四项基本原则”防右,以“不争论”防“左”,这是政党对意识形态斗争的态度由无限度的信仰行为转化为有限度的策略行为。

现代性研究的当下语境

关于这场美国文艺圈内长达十余年的热闹论战,在座的文学教授比较熟悉,我不细说。关键在于,由于批评家解决不了自己领域的问题,他们关于后现代主义的争论焦点,日益指向文艺理论背后更幽暗的哲学、语言学、社会学层面,这就造成论战逐渐由文艺转向哲学,由美国转向欧陆。

无疑,当代西方是我们研究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系,也是中国当代学术与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西方与中国,构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基本张力结构。从文学来看,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中国与西方是相向而行的。比如文学的科学与人文,审美与反审美,内部与外部,自律与他律,本质与反本质,形上与形下,文学与文化,政治与非政治,整体性与特异性,等等。在我们竭力追求当代文艺学的科学形态的时候,西方以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为代表的现代哲学美学一反近代科学主义的霸权,在努力寻求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路向;在我们坚持文学的审美性应当是文学的根本特征的时候,西方却在全面地反思审美性;当我们在回归文学的内在研究的时候,西方正在大踏步地向外在研究转向;当我们在努力寻求文学自身的规律性,坚持文学的自律的时候,西方却正在突破文学自律的樊篱,向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甚至生态学进军;当我们的文学在努力从政治的附属或附庸地位中走出,寻求相对独立的自主地位的时候,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则在转向批判的政治意识形态;当我国文学正焦虑于理论与批评的“自说自话”,努力寻求形而上的文学本质,寻找统一的文学观念或范式的时候,西方已不再拥有一统的“文学原理”,也不再去寻找惟一的文学的形而上本质了,而转向多种批评话语的共生并在,众声喧哗;当我们力图厘定文学学科的边界,进行文学内部的清理和建设的时候,西方正在全面突破文学研究的固有边界,将文学转化为包含现代媒介、大众传播的“文化研究”这样一种更具包容性的跨学科的研究方式了。

由于启蒙现代性在中国语境中的独特遭遇(它的有些部分畸形膨胀,有些部分被曲解,也有些部分被完全压制),由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特殊性,对于启蒙现代性的反思,以及以这种反思为特点的审美现代性的建构,就不能不是一个极为复杂与艰难的工程。一个颇为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本世纪上半期对于现代性持比较强烈的反思批判取向的中国知识分子,常常具有西方的生活经验(比如刚才提到的学衡派诸公);而那些具有较明显的审美现代性倾向的作家,则不但具有西方的生活经验,而且常常是生活在中国的大都市上海(比如李欧梵提到的张爱玲、施蛰存等)。这种情况在本世纪末似乎也依然未有大变(今天国内反思现代性的学者中有些移居西方国家,有些则有较长时间的出国(西方国家)经历。这是否在提示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反思是否存在“经验移置”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把在西方经验到的现代性症候(比如极度膨胀的工具理性与技术理性、资本主义的官僚机构、粗俗的实用主义以及资产阶级的虚伪的市侩主义等)当作了中国的问题?我们不否定中国的问题与西方国家的问题具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也不否定西方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反思对于我们的借鉴意义,但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相似不等于相同,借鉴也不是照搬。

我以为,从学理角度说,中国现代性的问题情境,实际上包括两个基本方面:问题意识和问题结构。前者指研究主体的某种深刻而又自觉的本土问题的敏感性、现实感和强烈社会关怀。缺乏这种问题意识,研究这很容易落入西方现代性理论所预设的种种思路和指向的窠臼,进而忘却了中国问题的差异和特殊性,满足于以外来理论来论证中国问题,最终导致遮蔽中国问题特性而虚假地证明了西方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后者是指作为现代性研究的对象的属性和结构。落实到中国现代性问题上来,就是它有别于其他文化的现代性的某种内在性和独特性。它不是表层的结构特征,而是深层的结构关系。尤其是这个结构内部各种特异的甚至偶然的力量或因素所构成的复杂张力状态。问题情境既是主体对对象的发现,又是对象对主体反思的召唤和诱导。因此,现代性问题说到底不但是一个客观的社会文化实践,同时也是主体对这种实践的主观理解和解释。两者缺一不可,彼此互动。

7.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必须联系到政党经济建设的实践来加以确认。在政党经济建设时期,意识形态教化(斗争),不再是信仰行为而成了实施现代化工程的策略。意识形态教化(斗争)在政党工作中的位置之变化导致了两大后果:(1)它导致了文学理论之现代性基础的丧失。与政党权力结合的政党意识形态信仰是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基础。无论是实施意识形态教化(新文学工具论)还是抵制意识形态教化(新文学自主论)都寄生于政党意识形态信仰这种现实的权力要求之上。当这种权力要求消失,当政党意识形态信仰淡化或形式化之后,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的现代性基础就在逐步消失。由此,80年代初以来新文学工具论逐步失去了现实存在的根据、依托和庇护,80年代早中期反抗意识形态控制的新文学自主论的复兴也成了一种回光返照。在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终结了。其次,意识形态教化(斗争)在政党工作中位置的变化还导致了中国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状况。80年代以来,尤其是90年代以来,政党权力中心对意识形态斗争的策略化态度导致了中国公共生活中较为灵活的、有限度的自由空间,这一条件使中国思想界既可以从容地咀嚼苦难的经历,又可以享有西方后现代思想的启示,这就使思想界质疑现代性话语的基础成为可能。从根本上看,现代性话语的基础是“历史理性”的信仰和“语言理性”的信仰。历史理性的信仰指的是相信有一种本质的、有目的的、被决定的历史,其派生样式是本质的现实和本质的自我;语言理性的信仰指的是相信语言能客观地再现这一历史。对这两者的质疑在文学理论界首先借助了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其表现为’85后的纯诗理论和实验小说理论。这种理论的口号是“超越现实、超越自我,回到语言”。回到一种封闭的与现实自我无关的语言游戏。在此,“回到”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要“离开”的东西:历史理性信仰和语言理性信仰,以及基于其上的政党意识形态的宏大整体化叙事。90年代一些作家和理论家对纯诗理论和实验小说理论的回到之处加以质疑,主张超越语言(封闭),重建文学与历史(现实、自我)的联系。新的问题是:在摆脱了宏大叙事对文学与现实历史关联的控制之后如何在宏大叙事之外找到文学与历史相关的方式,具体而言,如何使文学与90年代以来的新现实(市场化的现实、市场意识形态)相关?我将之称为中国式的新历史主义文学思想,其表现形式为:新文学消费论和新文学先锋理论。90年代初中国式的后现代主义文学理论是新文学消费论的具体样式,其主要特征在于论证文学认同新现实(市场化的现实、市场意识形态)的正当性;与之相反,新文学先锋理论则坚持反抗新现实的立场。80年代中后期尤其是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的后现代性主要表现为放弃任何整体叙事的信仰,置身虚无。新的问题是:走出意识形态对抗的陷阱立足虚无的文学理论究竟意味着什么,还晦暗不明。

上面叙事合法性的危机,既表现在“发现真理”的神话破灭了叙事的合法性而引起的合法性亏空,也表现在“自我创造”的合法性使每一个自我叙事都合法而引起的合法性泛滥。同一的合法性亏空,分化的合法性泛滥,这就是“现代性危机”的两重意义。

在这里,特定历史语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特定历史语境提供了现有论题的前问题、前状况和前视野。所谓前问题,是说引起现在论题的先在问题意识是什么,它所给出了问题的指向性,给出所设计、投射或筹划的问题的解决的趋势或方式。所谓前状况,是说现有状况所由发展的先在状况是怎样的。所谓前视野,是说提出前问题的先在知识与先在理解状况。比如西方90年代以来,文学理论与批评中政治、社会、历史批评全面“回归”,政治意识形态批评、后殖民主义、东方主义、女权(女性)主义、黑人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批评蜂拥而起。为什么呢?这是由其语境的前问题、前状况与前视野决定的。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与批评,曾长期坚持文本中心主义立场,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评、结构主义、符号学和德国内涵诠释批评,乃至解构主义,在总体上都关注文学的内部特征,寻找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独异性。它们将作品/文本空前凸现出来,成为文学研究的核心。它们关注文学的语言、语义、符号、形式、结构、技法,甚至句式、音步、节奏和押韵方式等,大大深化了文学的本体研究,对文学的内部特征的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这种文本中心主义批评拘囿于文本研究的封闭圈子之内,切断了文学与社会(包括政治、伦理、意识形态)、历史、现实生活的联系,必然与文学的整体存在方式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冲突。当这种文本中心主义的范式不能涵盖和解释文学现实和文学研究中的新问题如“全球化”、“后殖民”、“传媒文化”、“大众文化”时,文学理论便内生出变革与转型的内在动力,并逐步积蓄转变的势能。这就是西方文学新转向的前状态,而正是“文学的本体或本质在于文学区别于他者的内在独异性吗?”这一前问题,使得90年代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与批评转向新历史主义、文化研究、批判的政治意识形态研究成为可能。同时,也正是由于质疑内在论的问题意识进入西方当代研究者的前理解视野,并且这种质疑是以西方文本中心主义时代理论革命的全部成果作为基础的,因而对现状的反思和对转向的筹划也才成为可能。而在我国,文学理论与批评所面对的前问题、前现状和前视野与西方相当不同,它没有发展出完善深入的内在文本、语言形式和审美独异性的研究,而大多数理论研究者的前理解视野往往是社会历史批评和意识形态关注,因而它特别容易“凌空一跃”便走过西方一百年来文学理论与批评走过的历程,从社会历史批评又回到社会历史批评。但是,历史永远是独特的,具体的,惟一的,历史从来不会重复。中国文学理论也决不可能重蹈西方文本中心主义的所谓“理论革命”的覆辙,因为它不可能再造西方文本中心主义时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但它也不可能无视文学形式本体特征研究对于文学总体研究与历时研究的根本性,永远“凌空蹈虚”或在外围“游击”。有些漏了的课总是要补的。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现代性问题只能在中国当下的文学的历史语境中提出和展开,当然这一语境中包含着开放的当代世界背景。

现代性作为一个令人感兴趣的关键词,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各种研究著述和文献中,越来越频繁地进入我们的理论视野。然而,当我们不假思索地使用现代性这个关键词时,有一个难题无法回避:现代性究竟是一个中国文化研究的现实问题呢,还是一种类似“存在主义”、“现象学”、“解构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那样的“理论进口”?换言之,现代性对中国当前的社会文化研究来说,究竟是一个迫切的“问题”,还是一个虚设的“论题”?

从表面看,这三波讨论的重点各各有别,它们所涉及的学科领域也大相径庭,但其中仍有暗中沟联的线索。大体说来,头一波在文艺圈里讨论现代主义,很专业,也很封闭;第二波大谈后现代主义,从文艺、文化一路争吵到哲学领域,热闹非凡,却没有结果;直到最近的第三波,才把现代性命题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来,将它置于一个多维学术空间,并使之与先前讨论的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发生重要关联。下面简单列出这三波讨论的历史背景与理论代表人物。

前一种混淆是事实与事实的混淆,后一种混淆是事实与心理的混淆。清理这两种混淆首先确认的是“现代性”事实。事实上,今天的问题,不是要不要“现代性”,我们已经在“现代性”中,我们回不到“传统性”中去了;而是要“怎样的”现代性?“怎样的”现代性虽然突出的是现代性的“样态”,但毕竟蕴涵着现代性之为现代性的“质的规定性”。这正是现代性的“哲学”提问方式。

有人认为“现代性”完全是西方的提问方式。这种说法恐怕有些含混。“现代性”与“现代性样式”不同,“自主”现代性与“被迫”现代性不同。我们不能因为“现代性样式”是西方的,不符合中国的民族性,就连“现代性”也一概拒斥门外。同样,对我们来说,现代性问题不是“自主”发生的,而是“被迫”接受的,因被迫性而使现代性难免带上外来强加强制的色彩,总想消除现代性的屈辱特征而恨不得连现代性也消除掉。

2.后现代主义论战

2.中国“现代”之“现代性”的主要特征当在两大区分中来加以确认。中国“现代”社会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整体性(一体性),与之相比,中国古代社会的整体性和一体性则缺乏有效的组织,因而是松散的、自然的。与西方“现代”不同,中国“现代”史是一个高度整合的单维突进史,而西方“现代”史则是一个高度分化(高度个体化)和高度整合(高度整体化)双向运动的张力冲突史。

以哈氏之见,在话语整体和共识建立的过程中,程序和规则起着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话语整体或共识通过反民主、不公正的程序,依靠权力和暴力手段建立起来时,它才是虚假的,压抑个性的;而当这种共识以主体间自由认同的方式,通过民主和合理的程序达成时,它便是对压制和统治的否定,便是真实的,因为,它排除任何强权与暴力的使用,维护了个体的自由权利,体现了大多数人的意志。他声称,共识并不像利奥塔所说,必定会抹杀个性,取消话语的多元性,相反,是建筑在对个性和多元性的承认之上的。但承认多元性和个性决不意味着异质多元的话语可以不遵守任何规则,可以超越语言交往的有效性要求。问题的实质在于,通过何种途径来达到差异中的同一。真正的共识绝不会否定差异,取消多元性,而是要在多元的价值领域内,对话语论证的形式规则达成主体间认识的合理的一致,并将这一前提引入语言交往。因此,它所依据的乃是建筑在逻辑合理性之上的话语规则的统一,目的是使论证的有效性要求在形式和程序上的实现获得保证。换句话说,符合有效性要求的、在平等的主体间达成的共识,强调的是一种程序和规则的合理性,它所反对的恰恰是社会压制,所追求的正是这种压制的否定和摒弃,它所努力寻找的乃是一条将人从社会压制下解放出来的道路。

理论可以译介或移植,而问题是不能进口的。西方的现代性理论源流的梳理十分必要,但它不能代替中国的现代性研究。中国的现实有中国的问题,中国的文学理论有其自身发展变革的内在轨迹,也有其不可再造不可选择的历史语境。我们必须理解中国文学理论现代性的当下样态。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在哪里?我向哪里去?

巴赫金是思想家、哲学家,也是文艺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他始终关注文艺学的建设。在晚年,他针对苏联文艺学的现状,提出了通过对话建立开放的文艺学的构想。在《答〈新世界〉编辑部问》[1](1970)中,他充分肯定俄罗斯文艺学有高水平的学术传统和学术潜力,有才华出众的文艺学家,同时尖锐地指出苏联文艺学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不敢大胆开拓,不能在广阔的文学世界中开拓出新的领域和发现一些重大的现象;二是缺乏各种学术流派中的交锋和对话。针对这两个问题,巴赫金提出文艺学应当是开放的,而不应当是封闭的。他所说的开放有两个方面,一是文艺学要向其他学科开放,特别是要同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他认为文艺学关注文学的特性固然是必须的和有益的,但不能把文学封闭起来,要有广阔的文化视野,要“力求在一个时代整个文化有区分的统一体中来理解文学现象”。二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论要向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论开放,并且通过对话达到相互丰富和充实。

本文由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