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东瀛现代军事学古板商讨,村上春树小说中的俄狄浦斯宗旨_医研_好法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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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古希腊俄狄浦斯的悲剧一直是后世文学创作的重要素材,村上春树借用这一主题,结合日本传统的恋母叙事进行了当代书写。《舞!舞!舞!》、《神的孩子全跳舞》、《1Q84》三部作品通过独特的恋母表述,或隐或显地对存在于日本社会与历史深处的“恶”进行披露,谋求用现代手法刻画人物内心深处隐藏的弑“父”情结,这样的文学表述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学中恋母的内部情感诉求,也表达了关注当下、否定战争、质疑父权制度中暴力因素的历史意识。

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研究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着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注释:

[1]沈慧君.论大江健三郎早期创作的存在主义[J].浙江海洋学院学报

作者:郭华 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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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村上春树 俄狄浦斯主题 历史意识

古代日本在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权社会时遗留下了“病根”,内在的惶恐不安似乎构成日本恋母文学群体的“病原”。在谈及这一根深蒂固的“国民疾病”时,着名的心理学家河合隼雄感叹:“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从未经历过父权宗教的民族,要想挺身抗拒‘神圣的母亲’该是何等地艰难。”从表面上看,日本文学中的恋母作品理应属于广义的俄狄浦斯研究范围,然而,仔细辨析,独特的恋母心结并不完全等同于弗洛伊德所定义的俄狄浦斯情结。日本式俄狄浦斯主题往往模糊人伦纲常、情感禁忌,明确地指向一种个人“退行”,即希望回归幼儿时代,重新返回母胎之中。也就是说,这种欲望并不以现实中的母亲作为关注对象,而是刻意塑造一个“虚拟母亲”的替代品出来。因为变回胎儿的理想永远无法达成,所以需要在现实生活中寻觅一个恋母的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一些日常用品,比如根、瓮、壶、土、罐、碗等等,也可以是与母亲年龄相仿、长相相似、名字相同的女性。总体来说,在日本文学中,对于生母所产生的俄狄浦斯欲望体现为男主人公受到母亲的“替身”或与母亲“相似人物”的“诱导”。从这一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日本文学存在着两种恋母倾向:一种是对“代理母亲型”文学创作的执着,如谷崎润一郎和志贺直哉的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观念;另外一种是对“类似母亲型”文学书写的执着,从夏目漱石、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和中上健次的作品中可以品评出来。不管怎样,母亲的形象神圣也好,邪恶也罢,她总是或隐或显,存在于文学构想之中,对个人乃至民族由于长久压抑情感而引发的疾病起到疏泄和治疗的作用。

当然,对于文学家而言,进行自我治疗和灵魂拯救的佳方式就是创作。自神话文献《古事记》问世以来,日本文学一直徜徉在怀念昔日母亲的记忆里,编织着内心世界里回归根国和缔造永恒的“恢弘之梦”。这样的梦境一直延续到当代文坛的代表人物之一村上春树的身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村上热”席卷日本列岛,村上春树这个名字俨然成了一个小说神话时代的符号和标识。1995年1月9日发行的日本报刊《每日新闻》上,岛森路子给予了村上春树以高度的肯定,认为他“一直在书写现实神话”。随后村上作为现实神话小说家的知名度一路飙升,甚至被认为是日本现代社会一位呼风唤雨、具有萨满职能的作家。因为单从小说的影响力来讲,村上已经贴近与原始社会中的萨满巫师所充当的心理治疗师相同的角色,不仅关注自己的潜意识和洞悉着每一位读者的内心世界,而且穿梭往来于一个社会抑或一个时代的“恢弘之梦”之中。

从早期的代表作品“鼠”之三部曲(《且听风吟》、《1973年的弹子球》、《寻羊冒险记》)、《挪威的森林》,短篇小说《猎刀》,中期作品《拧发条鸟年代记》、《斯普特尼克恋人》,到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村上一直在现实与神话之中游走,在存在与不存在之间摇摆,塑造了一个又一个充满悲剧色彩且颇具母性的女主人公形象以及渴望成长却永远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单纯如少年的男主人公形象。特别是在《海边的卡夫卡》中,村上借用古希腊杀父娶母的俄狄浦斯原型描绘了一名在梦境中杀死父亲并与母亲交媾的十五岁少年,将俄狄浦斯主题进行了堪称淋漓尽致的日本文学现代书写。村上结合传统视域和后现代语境中所运用的独特的恋母表述,借由其作品随着时间的推移或隐晦或彰显地对存在于日本社会与历史深处的“恶”进行披露,谋求用现代手法刻画人物内心深处隐藏的弑“父”情结,这样的文学表述不仅体现了传统文学中恋母的内部情感诉求,也表达了关注政治、否定战争、质疑父权制度中暴力因素的“理性思辨”。基于此种考虑,笔者尝试将以上提到的与此相关的村上作品纳入俄狄浦斯主题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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