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Marx主义文化政治学及其文论价值,西方今世文学中的新Marx主义文化诗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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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英国政治哲学家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1935年10月6日-)与查特尔墨菲(Chantal Mouffe,1943年-,又译作莫菲)创立的后马克思主义,是当今西方学术界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一种最新的左翼学术文化思潮,以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及领导权的经济还原论和阶级本质主义为思想旨趣,质疑阶级斗争的宏大政治与人的全面解放的宏大叙事,倡导微观政治、身份政治与话语政治,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文化政治内涵非常丰富。文化政治是一种不同于阶级政治的后阶级政治(身份政治),一种不同于宏观政治的微观政治(日常生活政治),一种不同于现实政治的具有诗性气质的话语政治。话语接合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最具标志性的理论和方法。拉墨理论是当代西方解构哲学等新理论与阿尔都塞、葛兰西理论的接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语言学转向的最新产物。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是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及其文化思潮的理论化,同时反过来对当代西方文论尤其是对当代西方最新的文化研究理论家霍尔、贝内特、齐泽克、巴特勒等人的文化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国当下的文化研究、文化诗学和文化批评也极具启迪价值。

西方现代文学中的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

[摘要]在当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的大背景下,西方现代文学对不可能的独特建构进行了有效地表述,反映了西方文明的深层障碍和矛盾。

[关键词]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西方现代文学;文明;主体;体现

前言

西方文明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化逐渐发展并且成长为一种比较普遍存在的力量,使人的生活呈现出不寻常的位移以及扭曲。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新马克思主义文化诗学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体现,就是在充分的揭示西方文化中“被称为一般占主导地位的文化特征的狭隘”。

一、现代文学当中的主体与普遍性

西方文明意识形态的形成是在启蒙者倡导自由、平等等人权概念基础上建立的。因此,自由、平等的思想就被西方文明当成为普遍性标志的秩序,并且逐渐成为了文化规范中的主体建构。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所构造的人物安娜就是希望能够彻底摆脱性别政治的约束,成为一名自由的女性,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相信跨种族话语的人生规划,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希望能够彻底摆脱男权话语以及阶级的阻碍获得属于自己的幸福。但是,意识形态就是将符号秩序当中的特殊性内容加上一种普遍性的渲染,实际上就是指,自由、平等仅属于特定的阶级、性别以及种族,劳动者、女性等却被当成是一个“例外”,被踢出了这个普遍性的秩序。米歇尔•福柯认为,这种对人群进行区分的做法实际上就是为了加强普遍性的话语霸权,维护权利的方法。在旧帝国主义秩序瓦解以后,西方文明又使用客观普遍性的知识话语权维护其霸权地位。实际上就是在无产和中产、女性和男性、西方与东方的对立当中,隐藏着特殊和普遍、弱势和强势、边缘和中心等方向的价值判断。因为西方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所以西方文化才被推上了最高的客体地位,而劳动阶层、女性、第三世界都在这种政治权力下成为了西方文明中的“病症”。这就注定了“例外”主体在这种社会环境中构建自由、平等的人权是不可能发生的。西方现代文学对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性解放做出了悲观主义观点,这也充分地体现了西方文学当中所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二、东方主义中的东方

在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当中将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当成是帝国视野中的“他者”被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称之为“东方主义”。由此看来,“东方主义”中的东方不是真正的东方,而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东方,是西方殖民主义思想对第三世界和东方的扭曲表述。在西方现代文学作品中,对第三世界、黑人种族等表达的形式就有“东方主义”的影子。因为西方文化所占据的霸权主义将这些“例外”成为了沦陷的主体。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构建了一名白人女作家安娜,并通过安娜的角色记载了黑人女性和白人男性之间的爱情故事。皮特、保罗都在为自己的爱情挑战种族的殖民秩序,作者对他们的这种行为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但是女性一方却一直保持沉默,作家没有为她们创造发言的机会。很多读者从始到终都没明白这些黑人女性到底经历过怎样的人生际遇,体验着怎样的生存感受,又拥有着怎样的情感漩涡。对于很多读者来说,对这些黑人女性的名字都没搞清楚,只能够从白人的口中通过只言片语拼组成她们的轮廓。由此看来,白人和黑人之间的差距是非常大的。白人男性不仅占有了这些黑人女性的身体,同时也将她们的文化意识以及主体性进行了否定,剥夺了其话语权。这种显在与隐在的对比性、沉默与善辩的对比性进行安排,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黑人种族身份的鄙夷。这种情节将东西方之间的力量关系影响下所产生的话语模式。总而言之,在白人作家的理解中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帝国主义意识,将第三世界作家的深层意识中存在的殖民文化进行侵染,让西方处于第三世界边缘的形象当中,并且受到了比较严重的异化和颠覆。他们不再是现实社会当中对生活的真实经验,而是帝国意识形态和西方殖民文化的深深烙印。帝国意识形态运用西方中心的认知,将“东方人”和“东方”都视为文化的他者,并且对其意识形态进行了虚构的编码,由此来压制其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

三、女性主体的沦陷

在西方的中心意识逐渐成为了主体沦陷构建的权利关系同时,其社会性的性别文化成为了约束其主体性构建的权力场。在西方的两性权利建立关系的领域当中,二元对立寓言将其表现为社会性别政治话语。社会性别政治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权力关系当中比较重要的环节。在多丽丝•莱辛的《金色笔记》中,描写女性过程中就充分地表现出了潜在的西方中心意识,但是在当前男权话语背景下,安娜有处于一种被凝视的他者地位。对女性的描写通常都是“商店橱窗里陈列的人像”,都是用来展示女性的“屁股、腿、胸”,要不就只能将女性描写在“厨房当中”。因此,安娜必须要利用作家的身份以及独立的经济地位当成一种屏障,让自己能够处于社会当中性别优势中的“男性”地位。与这人物相似的就是托尼•莫里森的《苏拉》中的苏拉,在男权政治以及种族话语的约束下,苏拉只能够接受白人女性的价值观的形式。社会对男性的性解放有比较大的容忍度,但是苏拉正是用这种男性化所具有的放荡不羁充分表达一直被压制的一种女性主体意识。苏拉尝试着让自己在生活中能够更像一个男人,想摆脱在自己的女性身份,摆脱对女性身体主体性的束缚,进而能够获得男性化社会的构建。西方现代文学受到了西方哲学的影响,在批判社会性别的过程中,重视文学作品中一方面是对女性主体性的描写,另一方面就是对女性主体化过程的体现。在当时社会性别政治的建构和模塑当中,女性地位成为社会性别政治角色当中的“男人”。女同现象更是对当时男权话语的直斥和控诉。但是不管怎样,女性的权利和地位都是没有任何的改变。西方现代文学中将女性、男性放在当时社会的权利机制当中能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阻碍两性自由、平等的社会性别政治。

四、阶级的傲慢

在西方现代文学中,男性和女性、西方和东方的对话都是前者都以一种跨种族、跨文化的宏达话语的形式质询着后者的“例外”存在。由于社会阶层的利益不同、阶层分化,造成了阶级话语中存在着偏见和傲慢,这也是权力关系错综复杂的一个重要表现。由于人生存状态的异化反映出了当时社会中的哲学思潮,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西方左翼理论当中非常重要的力量。正如西方中心论将东方和第三世界进行污蔑和扭曲,中产阶级根据其自身的利益遮掩了劳动阶层的存在。在西方女性的理论当中,就存在着中产阶级对劳动阶级的偏见和傲慢。西方女性主义者将其自身特殊的阶层价值观念进行扩大化的本质主义推举,希望通过这样的方法掩盖不同阶级中女性之间对利益的诉求以及差距等,西方女性主义者认为,想要获得自我设计的成功就应该在经济和工作上获得独立。多丽丝•莱辛《金色笔记》中的安娜和摩莉、托尼•莫里森《苏拉》中的苏拉耐尔、爱丽丝•门罗《逃离》中的卡拉和西尔维娅都是作家为了表达这种理念而塑造出来的正反两种人物的形象。在第三世界当中,传统的女性都被塑造成了哑言的主体,劳动阶层的女性都成为了非自觉的女性形象。这其中体现的不仅仅是种族思想上的傲慢,同样存在阶级上的偏见和傲慢。总之,在西方现代文学的女性建构理论中仅仅体现了中产阶级者的价值观和特殊经验,但是第三世界和劳动阶层中的女性诉求却被完全忽视。西方殖民中产阶级、性别政治以及帝国意识中的偏见,构成了西方当时社会场景下束缚独特个体发展的权力话语。

结语

综上所述,符号秩序与人之间存在以汇总无法摆脱的关联性。在西方现代文学的主体抗争过程中,只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进行运作,而不去改变社会环境,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因此,主体的自我拯救最后也只能根据当时的环境和秩序成为妥协的结果。西方现代文学中的主体不可能基调充分体现了西方文明的矛盾和西方现代文学中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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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解构与建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双层理论结构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这个名称早已有之,但作为一种继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最新的左翼理论思潮和真正理论化的学术形态,后马克思主义是与拉克劳和墨菲两位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以至于国内外一些学者径直把后马克思主义简称为或并称为拉墨理论。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如鲍德里亚、利奥塔、德里达、德勒兹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不同,其他的后马克思主义称谓(或命名)是别人授予的,而拉墨则是自觉扛起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大旗。其他理论形态的后马克思主义偏于对马克思主义的一味解构和批评,而拉墨的后马克思主义却具有解构和建构的双层理论结构。拉墨解构(而非简单抛弃)马克思主义传统,主张通过解构来激活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依然有价值的部分,延续马克思主义的民主传统并使其在新的时代重现活力。正如拉墨所说的:我们著作要说明的是,当代思想史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历史;马克思主义思想也一直努力适应当代世界的现实,并一直疏远着本质主义;因此,我们目前的理论政治努力也是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谱系学。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认为,我们正在竭力为知识传统注入活力。[1](P146)与阿尔都塞的两个马克思之说相似,拉墨也把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论构成区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们称之为经济决定论、阶级还原论、普遍阶级论、本质主义、基础主义、自然主义、客观主义的对这部分要给予否定;另一部分是关于民主、自由和解放、尤其是关于领导权的这部分对这份要给予激活①,并要用后结构、后现代、后现象学、后分析哲学、后精神分析等当代最新理论充实到其中,进而重构新社会主义规划和激进多元民主策略即新霸权(hegemony,又译作领导权)理论。因此,拉克劳与墨菲是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真正创立者。拉墨理论才是最具代表性的后马克思主义。由于笔者的资料限制、阅读视野和论文篇幅之所限,本文所论之问题主要以拉墨的三部最有原创性、代表性和影响力的著作(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为重点(兼及拉墨的其他著作),这三部著作堪称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部曲。精读这三部曲,即可窥见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概貌,把握其理论要旨和理论精髓。

拉墨指出:我们对待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也许可以用胡塞尔的沉积和再激活之间的差别这种形式来表示。被沉积的理论范畴遮蔽了它们原初的创造活动,而再激活因素使它们的行动再显现出来。[2](P2)沉积(积淀)(sedimentation)与激活(reactition)是胡塞尔现象学的两个重要术语,沉积指理论惯性和科学常规对科学原初、学科本源的遗忘,激活则是对科学本原的恢复,使之重新活跃起来。与胡塞尔不同,拉墨不仅要激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创性,还要呈现其理论原创的偶然性。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借鉴和改造了胡塞尔这一激活的现象学方法,以反思和发现传统理论所谓客观性、必然性和制度化深处的偶然性踪迹,从而激活、揭示和重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被正统理论所遮蔽所压制和所遗忘的民主、霸权、偶然性话语及其新的政治建构的契机。正如拉墨所言:为了从当代的问题出发重新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必然包含对其理论核心范畴的解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后马克思主义。就它被完全地理解为重新占有知识传统以及超越这个传统来说,我们并不与这个传统对立。[2](P4)拉墨立足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立场,反观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内部被遮蔽和被中断的偶然性的渐进史,从而为自己的新领导权概念的出场确定谱系学依据。

拉克劳认为:所有本质主义的系统式微,为激进传统的恢复铺平了道路[1](P231)。因此,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包括解构与建构双层理论结构。②即在解构的基础上建构和重构。一方面是拉墨足于反本质主义,从本体论和认识论的基础上对经典马克思主义进行解构。具体地说,其解构部分主要有以下内容: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本质主义的解构,对阶级本质主义或普遍阶级论的解构,对闭合社会的解构,对大写的阶级政治和政治代理人特权的解构,对领导权本质主义的解构,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于必然规律、以暴力革命为根本、以全人类彻底解放为终极目标的革命话语的解构,等等。另一方面拉墨又运用后现代思维激活传统马克思主义中的民主价值等积极因素,并将后现代和后结构等理论成果融入其中,以建构后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民主政治规划,力图以一种新的社会主义观念来延续和重构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批判精神。具体地说,其激活、建构或重建的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对西方两千多年哲学史上接合论的激活或谱系学研究,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霸权理论传统(偶然性、多样性和霸权理论传统)的激活与重建、尤其是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激活和重建,对激进多元民主的新社会主义民主规划的建构,对新领导权话语接合实践与身份认同政治的理论构想,等等。需要说明的是,以上的解构和建构(或重建)其实是一体之两面,不可截然分开,只是为了阐述的方面而归纳之,应把这两方面联系起来思考和把握。《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Hegemony and Socialist Politics)(1985)一书是拉墨最具影响力的里程碑式的代表作。这部著作追溯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霸权这一核心概念的谱系,指出当代左派理论的危机及其根源,质疑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还原论、阶级斗争论、普遍主体论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主张在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基础上重建新霸权理论,实现激进多元民主的政治连接。该书的出版标志着后马克思主义正式诞生。

拉克劳论及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性质时曾指出:后马克思主义不意味着在马克思之外或反马克思主义,而是重视其他社会斗争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斗争形式从19世纪以来已经发展了性、性别、民族、种族等等方面的特征。后马克思主义意味着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但是它加入了所有社会构造特性中的多样化方面。[2](P4-5)拉墨反复强调自己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违背马克思主义这个知识传统,而是对这个知识传统的解构、重构和发扬光大。并认为从这个谱系学视域来看,自己是最彻底的马克思主义。在《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一文,拉墨重申:透明、同质的神话(这意味着政治的终结)必须要坚决地予以抛弃。我们相信,通过明确地把我们定位于后马克思主义的领域这一方式,我们不仅有助于厘清当代社会斗争的意义,而且也赋予了马克思主义以理论的尊严,马克思主义的进步只能开始于对其自身局限性和历史性的认识。只有通过这样的认识,马克思的思想才能停留于我们的传统与政治文化之中,亘古常新。[1](P160)

二、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种文化政治学

拉墨在谈到后马克思主义兴起语境时指出:其中心定位于阶级斗争和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矛盾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话语已很难适应纷纭而现的各种新矛盾,如今正是这些新矛盾深刻地改变了社会主义政治斗争生发作用的场域。[3](P51)正是为了阐明这种新政治的变化,后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以拉墨最重要的《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为例,拉墨在很多场合提到,该书的写作语境有三:一是法国左翼思想界用集权主义概念来批评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政治,对拉墨产生很大影响;二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执政时期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政治盛行,英美左翼运动陷入低潮;三是新社会运动如种族主义、同性恋和环境主义运动兴起,传统马克思主义不能回答和阐释这些新社会运动,而新社会主义方案必须正视之。总之,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是为了应对和克服传统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所遇到的理论危机。

众所周知,上世纪七十年代末英国保守主义赢得大选,撒切尔夫人执掌的政府推行一套实际不利于工人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反而赢得工人阶级的支持,左翼政党和知识界普遍失语。拉墨认为,撒切尔夫人以其集权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策略赢得了社会的认同。保守主义的反动具有一种明显的领导权特征。[2](P197)为了对抗新自由主义政府建立在个人主义和民粹主义基础上的集权主义的领导权,同时避免后现代主义绝对的分离主义和虚无主义,拉墨重新思考和探索左翼新社会运动的领导权策略,主张捍卫民主传统,并努力将其扩大到后现代社会诸多新的对抗关系,进行新社会行动者之间的等同性接合,建构激进多元的民主政治或曰新霸权。墨菲称之为激进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它的目的是创造自由民主传统内部各种要素之间的另一种纽结,而不再以个人主义的框架来看待权利,宁愿设想民主的权利。这将产生一种新的霸权,这种霸权将是最大可能数量的民主斗争的综合产物。[4](P20)拉墨主张在后现代自由的理论地平线上重建非本质主义的有条件的左翼主体身份的政治认同,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新构想。

拉墨质疑传统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及其同质化的政治代理人理论。拉墨认为,政治代理人的立场也是异质性、多元决定的(而非单一的同质的),不能把政治代理人在其他语境中的立场也误认为工人阶级立场。代表关系其实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神话。代表是一个其结果并没有一开始就被预定的游戏领域[2](P133)。我们的方法不是去关注发现一个新的历史代理人的变化。关注的是开始从社会身份的架构如何思考政治,这联系到身份问题。对于我们,政治身份不是直接给予的。政治身份总是在复杂散乱的实践基础上建构起来的。总而言之,我认为我们所要处理的是放弃将代理人视作同类的身份去思考,而将代理人看作多元政治议题和政治干涉的实际的接合的结果。[3](P180)拉墨主张改变社会变革的阶级主体(具体说是工人阶级主体,拉墨称之为特权主体),代之以当今西方新社会运动中的各种反主流反体制力量。他们反对使用内在主体性的阶级这个术语,而代之以历史化的行动者(agent)。因为阶级是独断论的本质主义概念,行动者则是社会历史建构和身份认同的产物。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主体不是普遍的阶级,而是一种由多样和差异化主体接合而成的政治认同体。拉墨认为,如果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是一种阶级政治学,后马克思主义则是一种认同政治学。阶级斗争仅仅是身份政治学的一种,并且是这样一种,它在我们所生活的当代世界中已变得越来越不重要。[5](P214)以身份认同政治取代总体化的阶级政治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政治规划。

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就是为阐明异质的民主斗争(性别的、人种的、阶级的、性的、环境的等等)提供一个构架[4](P8)。后马克思主义政治是一种差异主体的身份认同政治。在强调差异与多元的意义上,拉墨反对阶级政治、倡导身份认同政治与德勒兹反对解放政治、倡导游牧政治的激进观点具有某种相似,但不同于后者绝对化的后现代主义政治。拉墨肯定了领导权及其连接的必要性,承认领导权接合是一种特殊的历史化的普遍主义。领导权的接合与再接合是拉墨对哈贝马斯的普遍同一性政治和利奥塔、德勒兹的绝对异质性政治的双重超越。拉墨主张以身份政治替换阶级政治,以文化政治替换革命政治,以话语政治替换本质主义政治。其认同政治学也是对西方当代新社会运动的理论阐释。

三、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基础(对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础是当代西方各种反抗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的新社会运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既是当代西方左翼新社会运动思潮的理论化,同时也反过来给它们以巨大影响。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具有反资本主义的政治诉求,但其同一性又不是围绕阶级利益建构起来的。新社会运动政治主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而是妇女、学生、移民、有色人种、同性恋者、生态主义者、反核的和平主义者、反全球化运动者等,因而必须重新构想新社会运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新战略。拉克劳写道:《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的核心原则之一是需要把等同的链条与各种反对不同从属形式的民主斗争联系起来。我们认为,反对男性至上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斗争以及环境保护,需要与左翼领导权设计中的那些工人链接起来。[2](P14)拉墨认为,在后工业社会,一方面是阶级主体的破碎化,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体的多元化。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社会,充满了差异性和多样性,它不能再简单地划分为以阶级的客观利益为基础的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

拉墨指出,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大写的、历史必然性的、暴力革命的、基础主义的解放话语之式微,导致了各种新社会运动兴起。每一个对抗,都是一个漂浮的能指。我们面对着一个真正充满歧义的领域。每种对抗的表现形式无法预先决定,而是领导权斗争的一种结果。[1](P188)随之也带来阐释的战争,各种斗争都有自己的诉求,都自行其是,带有局部特征,而且因此可以表达成完全不同的话语[1](P189)。他们之间往往缺乏凝聚力。各种新社会运动的民主力量因而需要领导权的接合,正是每一个对抗的这种多义性特征使它的意义在相当程度上要依靠领导权连接才能完成[1](P191)。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仍然有效的部分尤其是葛兰西的霸权思想应当得到拯救。复兴和重建葛兰西的霸权理论,重新规划激进多元民主的社会主义新策略,意味着民主政治的再生与回归,这也是墨菲《政治的回归》一书的主旨。拉墨的座右铭是:回到领导权斗争中去。[2](P15)拉墨虽质疑普遍阶级的理念,但不赞成极端后现代主义的绝对异质性的政治立场,因而提出话语连接和霸权接合的重要性。接合(articulation)是一种在差异基础上的等同性话语实践。通过霸权接合,新社会运动主体身份得以确立或身份认同得以实现,解放诉求和意义阐释诉求通过等同与差异的辩证关系得以具体实现。身份认同、新领导权接合或激进民主政治的意义既非固定不变,也不是绝对差异纷争的,而是在与其他斗争形式的连接中暂时地被部分固定。并且,这样一种霸权接合永远不会终结。正如雷蒙威廉斯所阐发的,霸权总是一个过程,带着特定的变化着的压力和限制,总是不断地被更新、被改造、被修饰并受到反霸权的挑战。[6](P121)

与普遍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统一主体及其政治理念相反,拉墨提倡的是一种激进多元的民主立场。墨菲指出,新霸权的建构虽是民主事业,却依然弥漫着斗争的气息,因而被称为激进民主政治学。墨菲认为,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理念将近代人人平等的概念从公共领域扩大到了经济关系,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则将这种平等原则扩展到了种族关系、性别关系等新社会关系。而且,这种平等不是一种同质化或同一性逻辑,而是承认复数、差异和多样性的等同逻辑。后马克思主义正是对此所作的理论回应。建立新霸权作为社会主义新策略,即通过话语接合,建立表达新社会运动各个成员某种等值性诉求的联盟,等同链的另一侧是一个共同的否定性指涉物或共同的敌人。墨菲把这种联盟称为与他们相对的我们的维度。激进多元民主的目标是在差异和冲突的语境中建构一个我们,即建立一个关于各种新社会运动的等同性联盟,把诸如妇女运动、黑人运动、同性恋运动、生态运动以及其他一些新社会运动的反抗连接成一个可以称之为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简洁而通俗地讲,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新构想的领导权就是这个我们。[4](P8-9)

拉墨反复强调:政治分析的核心范畴是领导权[2](P4)。领导权的连接是根本性的政治。[2](第二版序P8)政治及领导权不是上层建筑,而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2](第二版序P9)。政治及其领导权连接不是必然与阶级和政党联系在一起的,也不是必然和预先设定的;而是历史建构和话语接合的,并且是不断解接合和再接合的,它具有社会本体论的地位。墨菲在《政治的回归》一书中也指出:政治的关键问题不是阶级斗争,而是领导权的连接。政治不能被局限为一种制度,也不能被设想成仅仅构成了特定的社会领域或社会阶层,它必须被构想为内在于所有人类社会,并决定我们真正的存在论条件的一个维度。[4](P3)拉墨认为,由于新社会运动的政治具有社会本体的地位,因而其政治领导权连接就不是围绕某一个固定点展开,而是表现为葛兰西所说的一个个的阵地战。这是因为,如果社会整体的接合是政治接合,那么社会之所有层面无不是权力与反抗形式得以操作的场域,既然这些接合并不是来自一个单一的和必然的根源,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和本质性的权力场所,而毋宁有多重维度、多样的斗争。它们的统一性(或分离)一直是不断地被重新界定着。[3](P59)新社会运动身份认同与激进民主政治是差异性与等同性、自主性与领导权之间的相互限制和辩证统一。拉墨的身份认同政治、新霸权策略或激进多元的社会主义民主策略是对极权主义政治(无论是前苏联式的或撒切尔夫人式的)与后现代主义政治的双重质疑、批判和超越。

拉墨指出:我们正生活在20世纪最令人振奋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新的一代不再抱有对过去的偏见,也不再拥有那些自诩为绝对真理的理论,就是这样的新代正在建构着更加人性化、更加多样化也更加民主的新型解放话语。末世论的与认识论的目标更为适度,而解放的抱负却更为深广。[3](P103)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所要建立的新领导权既非资产阶级的霸权,亦非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是当今西方各种新社会运动的非主流力量的领导权,是诸如都市亚文化运动、生态运动、女权运动、和平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同性恋运动、反全球化运动等社会力量接合而成的新领导权,是黑人、女性、劳工、同性恋者之间的等同性、去中心、去总体化的政治联盟。在一个社会中,每个人无论他/她的性别、种族、经济地位、性偏好如何,都出现在平等而共同参与的情景中,不再有产生歧视的基础,自我管理将出现在所有的领域内在我们看来,这就是今日的社会主义理想所应有的内涵。[2](P74)

四、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主题转向

拉墨后马克思主义认为,传统政治理论作为一种现代性的解放话语和宏大叙事,已难以解释当代西方以新社会运动为主体的社会多元对抗,这使得他们注重从后现代视域观察各种社会新变。同时,拉墨又认为,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间并没有绝对的分隔线,因为后现代性不是对现代性的简单拒绝。应当把解构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础逻辑与吸收后现代自由接合起来,重建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地平线,重构新社会主义的激进多元民主政治规划。因此,后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文化政治学,其政治主题相应发生了一系列深刻变化③:

1、从宏观政治转向微观政治

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一个重要取向就是其政治的去总体化、去宏大叙事,拒斥普遍化的同源性的权力,转而寻求一种异质性权力概念,倡导和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一如凯尔纳和贝斯特总结的那样,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7](P150)微观政治不再把政治斗争局限于单一的生产场所或国家领域,而是趋向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拉墨指出,正如规范认识论时代趋于终结一样,普遍化的宏大叙事的时代也一去不复返了,当代社会斗争的复杂性和多样化特征不可改变地消解了那种政治虚构的最后基础。[2](P2)一方面,传统左翼运动低潮使得传统左派的宏大政治叙事在后现代境遇下日益受到质疑与挑战,这导致了对现代性政治学的普遍性书写的革命话语和解放话语的批判性反思;另一方面,新兴起的女权主义,少数种族、少数民族和性少数的抗议运动,人口边缘阶层发动的反制度化生态斗争,反核运动,资本主义外围国家非典型化的社会斗争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社会斗争存在于更广阔的区域范围[2](P1)。拉墨认为,当代社会出现了一种悖论性的政治变化,即两大阶级的整体性二元对立斗争日渐消失,而其他形式的局部性社会对抗却越来越复杂、多样和扩张。激进民主的话语不再是普遍的话语,普遍阶级和主体凭之言说的认识论壁龛被根除,并且它被复调的声音所代替。[2](P215)因此,新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不是单一的,而是复数的;不是普遍性的,而是地方性的。

拉墨抛弃了阶级而留下了政治,在宏大的阶级政治消失之处重建了微观政治的尊严。在一次访谈中,拉克劳指出,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与几十年前的古典社会主义有诸多不同。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小写的解放(emancipation),而非大写的解放(Emancipation),任何斗争都是不全面的斗争(即使对政权体制的暴力推翻也是如此)。任何斗争都不能声称它代表了人类的全面解放。[1](P272)每一个新社会运动的行为者都是丰富的、生动的、异质性的个体,他们有血有肉,生活在不同的社群中,显示出政治诉求的多样性、具体性和语境性。在一些关键词的书写方式上,拉墨别出心裁。拉墨善于在其著作中使用定冠词the,常在一些表达抽象文化意义的词语前加定冠词the,使之获得一种在特定语境中接合而成的具体含义。例如,区分不加定冠词的大写的社会(Society)和加定冠词的小写的社会(the social)。前者是遵循必然性逻辑的、完全缝合的总体化社会,这种社会只是本质主义的理论抽象,因而具有不可能性;后者则是话语建构的、不断接合而成的、遵循偶然性逻辑的、多元开放的社会。其他如大写的政治(Politics)与加定冠词的政治(the political)亦然,前者是一元论的、同质化的、普遍阶级的或特权代理人的政治,后者是具体的、差异的、不断接合的、多元民主的日常政治。

2、从阶级政治转向身份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把政治看做是不同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这种宏大的阶级斗争的政治乃是本质主义的冲动;拉墨后马克思主义则主张政治的去阶级化。拉墨认为,进入后工业或后现代社会以后,知识经济和信息革命导致传统的二元对立的阶级结构发生分裂,管理层、技术人员、失业人员的阶级属性难以归类,工人阶级作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已然破碎,阶级划分越来越缺乏直观性可感性。从阶级的经济还原论、阶级的同质化、两大阶级的对垒及无产阶级革命的总爆发等各个方面来看,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理论已经过时。早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视域中,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就不是由生产方式所直接决定的,而是各种意识形态话语相互接合的产物。到了《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中,拉墨对阶级概念更是给予了彻底的解构。前一本书仅仅是质疑意识形态的阶级还原论;而后者则是彻底告别阶级政治。在后现代社会或后工业社会,政治主体被瓦解为不同境遇下的差异性的多元身份主体。普遍主体被行动者代替,阶级被身份代替,二元对立的阶级斗争被多元主体的身份认同所取代。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政治学不同,拉墨强调身份认同的身份政治学。

后马克思主义的认同政治不再把推翻资本主义现存制度作为目标。拉墨认为,同质化的阶级不复存在,应代之以不同身份之间的认同。政治主体统一性的达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观层面的认同感的缔造。拉克劳在《我们时代革命的新反思》一书中指出: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其阶级斗争观点是正确的,因为他那个时代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阶级斗争的社会。但是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则越来越不是一个阶级的社会了,因为马克思的阶级观念的基础,即群体身份的统一性不再存在了。我们这个时代还存在剥削、对抗、斗争;但斗争却越来越不再是阶级斗争了。[1](P197)西方新社会运动并非由同质性的阶级发起,而是由不同身份的行动者所发起。他们有着某种共同政治诉求,依据等同性逻辑在一定条件下接合起来,但这种认同和接合不具有同质性、必然性、稳定性和永恒性。毋宁说,身份认同政治是异质性、偶然性、语境性的暂时接合。一个行动完成之后,还可以进行不断的解接合和再接合。

3、从和谐政治(或同一性政治)转向对抗政治

不仅如此,拉墨还进而质疑马克思关于未来共产主义是一个无阶级差别、无冲突斗争的完全透明的和谐社会的假设,强调异质对抗是社会存在的本体状态,对抗具有不可根除性。对抗是拉墨用来阐明其身份政治理论的核心概念。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第二版序言中,拉墨承认,对抗是本书的主要观点,我们强调的是,在理论和政治层面上,对抗确实是我们当前研究的中心内容。[2](P9)对抗不同于对立,对立只是对抗的特例;对抗则是人的社会生存的本体状态。社会围绕对抗关系而构成,对抗是社会存在与建构的前提条件。对抗总是逃避意义的绝对封闭和固定,社会因而根本就不可能最终缝合。拉墨指出:如果所有认同都是差异的,那么,足以看出差异体系并非封闭的,它遭受外在语境结构行为的损害。因为任何认同(即存在,而非实存)都是不稳定的。这就是所表明的赋予事物存在以固定本质的不可能性[3](P133)。主体的绝对的、内在的、固定的同一性已经不可能,相反,同一性是多元决定的(或者说,同一性具有多元决定的特征),同一性建立在具体历史性和多样化语境条件下。对抗即是一种反认同,对抗揭示了认同的不确定性或歧义性。没有对抗,也就没有社会。不可能构想一个完全消除对抗的透明的、同质化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没有绝对同一的身份认同,只有各种异质性的主体立场在差异中的某种等值性的暂时接合。认同政治因此也就不可能是和谐的,而是激进、多元、有限接合的。正如齐泽克所精辟指出的:《领导权》的真正成就集中体现在社会对抗概念:不是把所有的实在都还原为某种语言游戏,而是把社会象征领域视为结构化的区域,它涉及创伤性的不可能性,以及难以被象征符号化的断裂。[1](P301)拉墨的身份政治理论旨在为当代西方新社会运动的对抗形式提供一种理论分析范式。

拉墨认为,当代语言哲学揭示了实在的不可言说性、语言的断裂性或非连续性、意义的不确定性。社会对抗的不可根除性正是由话语活动生成的。对抗所表征的是某个社会成员身份的不自足性或内在自我的空缺。任何具体的存在都不是绝对的自我包含的,而总是有某个外在的介入、扭曲和改写。任何具体对象的形式和本质都渗入了最根本的不稳定性。任何认同,就它不能在一个封闭的总体中将自己构成为一个确定的差异而言,它无疑都是歧义性的(或不确定性的)。照此看来,它变成了一个漂浮不定的能指。[3](P89)。差异性要素是一系列漂浮的能指,而普遍性则是一个关节点或空的能指。任何差异性都可在一定语境中填充这个空的能指的位置,同时又可能被其他的差异性所替补。但是,如果把偶然性、特殊性和不确定性绝对化,就意味着承认了它们是自我决定而非关系决定的,从而沦为要素的本质主义。拉墨既反对总体的本质主义,也反对要素的本质主义。当代身份政治的困境在于如何从多样性中创造出一种等同性。在必然性与偶然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拉墨主张一种特殊的普遍主义和有限的确定性。

4、从自在政治转向话语政治(或象征的政治、想象的政治)

拉墨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最终决定、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本质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在信息时代和后现代文化语境下已然失效;而应代之以去经济中心化、去生产力决定论、去本质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话语政治学。这是因为,当代话语理论揭示出,对于人类社会而言,一切有意义的存在物都是话语建构的产物。离开话语条件的所谓自在自然的实存对人没有意义。社会构型及其政治因而不是自在的、本质主义的,而是话语建构的产物,具有其话语性。不可能从一个先于话语或前话语的实存出发来进行社会和政治分析,而应当从话语视域对政治进行话语分析。社会政治空间是一个话语场域,政治即是话语接合实践活动。拉墨认为:对象的存在不同于其纯粹的实存,对象永远不会被给予为纯粹的实存,而总是在语境总体性中链接而成。真、事实或另外其他的有关对象的真实性,都是在理论和语境背景之内构成的,所有语境之外的真理概念根本没有任何意义。[1](P127)不仅对象的存在是话语建构的,而且传统哲学的主体也是话语建构的。主体(subject)乃是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应当代之以主体位置(subject position,也可译作主体立场或主体身份)。社会行为主体不是话语的源泉,相反,正是话语实践建构了社会行为的主体身份。他们是基于某种具体政治诉求进行等同性逻辑意义上接合的产物,不具有那种先于话语活动的本质属性。身份认同不是内在的、本质的,而是经由某种主体位置或话语要素的接合而确立和拥有某种身份。新文化的主要任务,就是改变存在于我们文明中的认同形式和主体性建构形式,必须从偶然性中去寻求普遍性被建构的文化形态,展示文化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展现所有普遍性的本质偶然性,建构特殊的、非重复的和超越的美。[1](P228)

拉墨指出,当代西方左翼人士所要做的不是回归真实的政治,而是要展开日益多样化的文化斗争。[2](P14)作为阿尔都塞的学生,拉墨深谙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深谙一切取决于意识形态是如何被构想的。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因此具有浓厚的话语建构性和文化想象性。政治在拉墨的理论视域中不再是关于真实的自在实存的社会生活,而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开放的话语实践的建构过程。拉墨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全球解放的社会理想是一个空的能指,它不停地引诱种种填补的欲望,然而又总是使独占性的填写溃败而去。只有围绕领导权这个空的能指建构的社会想象,才是一种激进多元民主意义上的解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领导权因而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政治想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应当丰富自己的民主想象力并在政治实践中把民主拓展到每一领域。当然,由于理性的、普遍主义的自我认同永远不可能实现,社会的对抗和冲突不可能最终解决,民主政治也不可能终结。用墨菲的话来说,应该把激进民主想象设想为这样一种善,即只有当它作为一种无法达到的善时,它才成其为善。因此,这样的民主将始终是将到来的民主(democracy to come)[4](P9)用拉克劳的话表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一个不断移动的地平线。民主是一个无止境的建构过程,它永远都不会结束。传统政治哲学基础神话的消解并没有驱散它的不在场的幽灵。这种不在场是断言我们的多元民主规划和后现代激进的形而上学偶然性的历史有效性的可能性条件。这种双重断定构成了后现代差异政治的地平线,同时也构成了我们时代(后马克思主义)的独特的元叙事。[3](P90)

五、话语接合主义是拉墨后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学的基本方法

为了给后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政治构想确立一个理论基础,拉墨适应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的大趋势,借鉴后结构主义、后分析哲学、后现象学、后精神分析学等语言哲学的成果,提出了一套独特的话语理论(The new theory of discourse)以及话语接合理论,以此作为其新霸权概念的学理支撑。因而有必要进一步讨论话语(discourse)及其接合(articulation,又译作连接、链接等)④。

拉墨在《霸权与社会主义策略》、《无怨无悔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与现代性的局限》等论著中比较集中地阐述了何谓话语、何谓接合?拉墨认为,话语不等于语言,话语与社会是同一个层面的概念。话语的含义比语言更丰富,话语是语言现象与非语言现象的总和,是异质性因素间的特定结构方式或关系系统。接合则是建构这种话语方式的实践活动。借用传统哲学的语言来表述(虽然这种借用不尽准确),话语与接合可谓是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功能的区别。

拉墨在《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策略》一书中对话语及接合有过比较完整的论述:我们把任何建立要素之间关系的实践称之为链接(articulation),那些要素的认同被规定为链接实践的结果,来自链接实践的结构化总体性,我们称之为话语。不同的立场只要在话语之中被链接起来,我们称之为因素(moments)。相应地,我们称任何没有被话语链接的差别为要素(elements)。[2](P114)紧接着,拉墨从以下三个方面阐述了话语的特点:

1、关于话语形态特有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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