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世工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迪分析,中的民俗事象英译战术

作者: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

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与启示分析

翻译是将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转换成为另一种文化背景下的语言信息的一种活动。简言之,就是用一种语言形式把另一种语言的内容表现出来。异化翻译是以源语中的语言文化为导向,尽可能的保留源语中的“异质成分”。异化翻译能够做到在保留源语文化色彩的同时,让读者体会到原汁原味的异国文化,不受译入语的的语法习惯和文化特征的干扰。随着世界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交流的不断加强同时也带动并促进了世界各国文化之间的交流。因而,有着不同语言文字的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也日益增多,异化翻译的重要性逐渐凸现出来。

一、文学翻译中异化策略的陌生化

人们对于熟悉的事物总是司空见惯,漠然的感知。艺术的功能就是要打破习惯性的感知方式。人们追新求异的这种心理同样适用于文学翻译。从根本上讲,人类改革自新、了解世界的普遍要求促进了文学翻译的产生和发展。此外,读者的阅读动机、审美心理和审美需求是译者进行翻译时所要考虑的必要因素。在文学领域,读者同样也希望摆脱常见的文学形式和文学内容,得到一些新颖、陌生的东西,这些东西包括文化思想、文学本身和语言本身,从而感受新鲜的艺术魅力,这就是翻译文学阅读的“陌生化”诉求。简单来说,就是要求所翻译的文学内容有“异于我”的东西。异化策略是满足这种“陌生化”诉求的有效手段。

二、现代文学翻译的异化策略———以《京华烟云》为例

林语堂先生旅居巴黎时曾写了一部关于旧中国社会的英文小说,名为《京华烟云》。它不仅描写了时代大变迁的动荡时期几个大家庭的命运起伏,而且介绍了旧中国民风、民俗等文化特色,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作者在书中描述了许多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比如:赋诗作对、求道成仙、婚丧嫁娶等。《京华烟云》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汉译英的过程。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多采用异化法处理中国特色的文化习俗,用自己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为西方读者解读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现象,使其固有的文化思维模式受到一种猛烈的冲击,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1.物质文化:中国特有的器物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的建筑风景中国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环境所造就的中国器物和建筑风景必然和外国有极大的不同之处。作者在小说中对富有中国特色的器物和建筑风景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把这些器物和建筑风景的性质状态展现给读者,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Therewasalsoajadejuyi,apurelyornamentalbutimportantformalweddinggift,usuallyplacedonthetablefordisplayasasymbolofgoodluck.在旧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如意是一种饰物,象征着吉祥如意。作者在小说里不但对如意进行了音译,同时又向读者详细描述了这种中国文化特有的器物,使读者感受到了异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2.传统的姓名、称谓以及制度,风俗习惯以及独特的文化名词,民间俗语和格言在旧中国根据人们不同的性别、年龄和社会地位,会给与其不同的称谓。作者在小说中采用了不同的翻译策略对这些称谓进行翻译。比如奶奶、老爷、丫头,作者直接使用了汉语拼音。还有一些称谓,作者采用了音译的方式,必要时加注。比如汉语中的“大姐”“二小姐”“三小姐”作者分别分别把它们音译成了:Tachieh、ErhHsiaochieh和SanHsiaochiech,还在括号中加上注释,让读者了解到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称谓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中国的风俗习惯对外国读者而言是很难理解的,作者在翻译此类文化术语时,不仅表达了每个风俗习惯字面上的意义,而且对其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例如:Shetookoutofherjacketapackageofsilverandturneditovertothebride’smotherandsaidthiswasthemenpao,orpresentsofsilverfortheservantsofthebride’sfamilywhichinthiscasemeanttheservantsoftheYaos.在旧时代的中国,赏门包给下人是一种旧习俗,它能为主人面子上增光,同时显示了主人的仁慈和大方。在小说中作者先是把门包音译给读者,然后对其实质和含义进行了详细的阐释。这正是对异化翻译策略成功运用。它不仅使读者对旧中国“赏门包儿”的民间习俗有了一定的了解,还让读者对中国习俗产生一种强烈的新鲜感和好奇感。民间的俗语和俚语浓缩了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它是民间集体智慧的精华所在。作者在翻译此类语言时也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比如Thiswaswhatisknownas“killingalandscape.”它要表达的是中国民间俗语“大煞风景”,在英文中是没有类似的比喻的。作者把原句中的生动、形象比喻翻译到英文中,加深了读者对原句含义的理解。

3.精神文化作者在《京华烟云》每部分开头都摘选了一部分庄子着作的内容。比如出自《庄子•大宗师》的“大道,在太极之上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作者把他们翻译成了“Totao,thezenithisnothigh,northenadirlow:norpointintimeislongago,norbylapseofageshasitgrownold”对这些深奥难懂的哲学思想,作者采用了归化和异化相结合的策略向读者展示了中国哲学思想的精髓。使用英语语法结构的同时保留了原文的哲学内涵,让读者在接收英语表达习惯的同时产生一种神秘莫测的感觉,从而领略到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

三、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与启示

异化翻译是缓和不同国家和地域间文化冲突的有效手段之一。具体来看,文学翻译的异化价值主要体现在保持原语风姿、了解异国文化、丰富语言内涵、促进文化交流、缓和文化冲突五个方面,以下内容对这五个方面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1.异化翻译对源语的语言表达方式和异域文化的描写进行了最大程度的保留,把原文中有别于自身的的文化思想和艺术特色在译文中进行还原式再现,使译语读者对原文特殊的表达方式和独特的异域文化有了深刻的感受,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流;

2.任何民族均有其独特的、灿烂的文化。翻译工作者的使命不仅是把一种语言机械式的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同时也包括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红楼梦》是中国最伟大的文学作品之一,以异化手段对其进行翻译,能够让西方读者领略到中国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风采;

3.语言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化的载体,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它具有很大的包容能力和吸收能力。成功的异化翻译有利于吸收外语中的新元素。比如“因特网”“沙发”“啤酒”这些我们常见的生活词汇,实际上并不存在于中国汉语词汇中,也属于英语的语言内容。翻译者通过异化翻译使这些词逐渐被社会接受,并得到人们的广泛传播和应用,极大地丰富了语言的内涵;

4.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必然有着不同的文化形式。文化形式间的差异从不同程度上阻碍了异域文化之间的交流。异化翻译可以使读者了解有别于自身的文化,促进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交流,进而吸收和借鉴异国语言;

5.由于历史环境、社会制度、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不同,不同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含义也就不同。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在阅读译语文化的作品时产生了障碍。异语翻译可以让读者直接接触异国语言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了解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从而缓和文化冲突。综上所述,异化翻译策略在现代文学翻译活动中的地位是不可取代的。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和世界各国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异化翻译策略拥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得天独厚的发展条件。一方面,伴随着“地球村”现象的出现,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接触也日益频繁,各国、各民族之间迫切希望互相了解,并都想让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得到进一步地发展。同时,国际人口快速、频繁流动,为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互相了解提供了先天优越的条件。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到来为广大读者获取不同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便利。读者可以通过电视、广播、互联网及其它电子媒介获取丰富的信息资源。这为不同国家、民族读者了解异域文化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异语翻译对于跨文化交际产生的促进作用是不可否认的。它不仅能保留原文特色,反映异国的民族特色和独特的语言风格,还能让读者了解异域文化,领略异域风情,同时还能将源语言和文化移植到目的语语言和文化中,丰富目的语。但是,异化翻译有一定的适用条件,它不可能完全代替归化翻译。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各有各的优势,各有各的不足。在文学翻译活动中,两者只有主辅之别,没有高低之分。译者应该在了解原文作者意图和译文读者需求的基础上,确定文本翻译目的,然后综合考虑这两种翻译策略的优势和劣势,选用最合适的翻译策略。必要的时候可以将这两种翻译策略结合使用,以达到最理想、最完美的翻译效果。

作者:卢黎红 单位:广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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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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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阳伽蓝记》大量涉及古都洛阳及周边地区的民俗事象,包括生产、商贸、饮食、服饰、居住、交通、医药保健、民间信仰及巫术、组织、社会制度等。王伊同(1980:326)评价此书诚善于从俗矣,并在《译者序》中指出作者对地方民俗也颇为重视(Wang 1984:xiv)。美国学者梅维恒(Mair 1983:688)指出,作者在该书中最喜欢讨论的是文化问题,尤其是佛教文化。英国汉学家、翻译家詹纳尔(Jenner 1981:131)也指出,该书记载了洛阳丰富的世俗文学文化和中国民间宗教。一位书评作者也认为,该书糅入了大量的中国及佛教民俗和传说(Leung 1985:103)。另一位评论人具体指出,该书记录了大量佛教仪式和迷信,涵盖建筑样式、饮食习惯、民俗等(Holmgren 1985:118)。我国学者曹虹(2007:17)指出,该书中具有民俗史史料价值的内容可谓俯拾即是。《洛阳伽蓝记》记载了丰富的民俗事象,因而也可归入民俗文化类典籍。

  我国古代典籍中早见对民俗的记载,但系统化、理论化的民俗研究起源于西方。1846年,英国考古学家汤姆斯(W.J.Thoms)首创folklore一词(汉译为民俗),既指民间风俗现象,又指研究这种现象的一门学问(钟敬文2010:4)。英国民俗学家柏恩(C.S.Burne)将其定义为流行于落后民族或保留于较先进民族无文字阶段中的传统信仰、习俗、故事、歌谣和俗语(转引自黄永林、韩成艳2011:107)。我国学者钟敬文(2010:3)将民俗宽泛定义为民间风俗习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过程中所创造、享用并传承的物质生活与精神文化生活。民俗事象被定义为关于生产、生活、文娱、制度、信仰等方面民俗活动和民俗现象的总称,亦可表示单一的民俗活动(张紫晨1991:178)。

  四、互补共生的归化与异化

  归化、异化是译者用于处理文化因素的两种基本翻译策略,也是一种常用的文化翻译分析工具。1813年,德国学者施莱尔马赫(F.Schleiermacher)在《论翻译的不同方法》一文中提出,翻译只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作者安居不动,而引导读者去接近作者;另一种是译者尽可能让读者安居不动,而引导作者去接近读者。第一种方法被称为alienating(异化),第二种被称为naturalizing(归化)。施莱尔马赫承认两者各有优劣,但他推崇的是异化译法,并且指出译者必须选择其中一条道路,然后从一而终地走到底(转引自Lefevere 1977:74)。美国学者韦努蒂进一步阐明了归化(domesticating)与异化(foreignizing)这两种文化翻译策略。他指出,我们必须承认翻译永远都不可能完全充分于外国文本,因此译者要么选用归化译法,即抱着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centric),让外国文本顺从于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把作者带到家里来;要么采用异化译法,即抱着偏离民族中心主义的态度(ethnodeviant),对目标语文化价值观施加压力,把外国文本的语言文化差异表达出来,从而把读者送到国外去(Venuti 1995:20)。韦努蒂(Venuti 1995:20-21)进而指出:长期以来,英美文化被提倡流畅译文的归化翻译理论所主导,而异化翻译力图抑制翻译的民族中心主义暴力,因此在今天是一种很可取的翻译方法,是对当前世界事务进行文化干预的一种策略。


  归化与异化翻译途径迥异,手段不同,译本效果各有利弊,难分高下,因而在翻译过程和产品(译本)中两者总是而且也应该是互补共生的关系,惟有这样才能确保译本的高品质;译者在同一译本中可能偏重一种翻译策略,但绝非从一而终,而是交替运用归化和异化翻译。所谓互补(complementarity),是指这两种译法优势互补,互相借鉴,以收扬长避短之效;所谓共生(symbiosis),是指它们互为依存,互利互惠,犹如生物间的共生关系,利益相关,休戚与共。(汪宝荣2004:40)

  由上例可见,与詹译本风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王译本有注重音译法、注释力求细致详尽、译文力求完整精确三个特点,如把司徒府音译为Si-tu fu,把国子学意译为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回译:贵族子弟学堂),并辅以音译Guo-zi xue-tang;对颜渊和子路的身份即孔子爱徒(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和生卒年加注说明,充分顾及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力。王伊同(Wang 1984:xiv)在译者序中指出,他在翻译《洛阳伽蓝记》时充分汲取了陈寅恪、范祥雍、周祖谟、周一良等学者的研究成果。这无疑有助于确保译文的准确。例如,鉴于南北朝时期文庙供奉的是孔子的塑像,而不是画像,把孔丘像准确译为statue,而詹译a picture of Confucius则为误译。鲍菊隐(Boltz 1986:412)指出,王译本是在参考了当时译者能找到的所有的《洛阳伽蓝记》评注版本的基础上完成的,因而译文准确性远胜詹译本。加拿大汉学家卜正民(T.Brook)也认为,王译本细致严密,令人钦佩,其体现的译者的学术水平可与作者比肩,尽管它也有局限性,如偶尔出现误读误译,但因其细致详尽的注释,王译本应被视为《洛阳伽蓝记》的标准英译本;詹纳尔注重的是历史问题,王伊同关注的则是文本本身及其语言的问题,因此詹译本对南北朝史研究者更有用,王译本对《洛阳伽蓝记》的研究者来说则不可或缺(Brook 1985:835-836)。一位匿名评论人也认为,王译本充分体现了译者所做的详尽无遗的细致研究,必将成为《洛阳伽蓝记》的一项权威研究(Anonymous 1986:165)。

  20世纪60年代,詹纳尔在杰出汉学家大卫霍克斯(D.Hawkes)的指导下在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专门研究《洛阳伽蓝记》,其博士论文第2部分即为全书的英译。这篇论文后经修订,于1981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书名为《追忆洛阳:杨衒之与失落的古都》,《洛阳伽蓝记》英译编入书中第2部分。1978年,王伊同在美国人文学科国家基金(The 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Arts)和富布莱特基金(Fulbright)的资助下,着手翻译《洛阳伽蓝记》(王伊同2006:135),终于在1984年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本文引用的是2007年中华书局重版的汉英对照版,即杨衒之2007)。王伊同1914年生于江苏江阴,193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1944年留学哈佛大学东方语文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先后任教于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终为匹兹堡大学荣誉退休教授。被公认为南北朝史专家(参见沈俊鸿2012)。

  王译:South of the Si-tu fu was the Academy for the Sons of the Noblemen(Guo-zi xue-tang),which contained[three]statues--Confucius in the center,flanked on one side by Yan-yuan[514-483 B.C.,a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551-479 B.C.],inquiring about the meaning of good-heartedness,and on the other side by Zi-lu[543-480 B.C.,another favorite disciple of Confucius],asking about government.(Yang 2007:15)

  三、《洛阳伽蓝记》的两种英译本

  《洛阳伽蓝记》记载的民俗事象纷繁复杂,有必要进行归类整理。钟敬文(2010:6)把民俗事象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并阐明了各类民俗事象的基本特征。笔者发现,这种分类法大致上覆盖了《洛阳伽蓝记》中记载的大多数民俗事象。以下依据钟敬文(2010)列出四类民俗事象的定义,并举出书中若干实例:

 [摘要]:《洛阳伽蓝记》成书于公元547年前后,记载了北魏都城洛阳及其周边地区丰富的地理、历史、民俗文化信息,尤其佛教文化的兴衰,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该书现有两个英译本,均初版于20世纪80年代。美籍华裔学者、南北朝史专家王伊同的译本更为准确可靠,因而2007年被中华书局引进,作为《洛阳伽蓝记》标准英译本收入大中华文库出版。目前国内对《洛阳伽蓝记》英译本的研究基本上阙如。本文以王伊同译本为中心,重点考察王伊同对书中民俗事象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和语言民俗采取的翻译策略。研究发现:王译本总体上采取了异化为主、归化为辅的翻译策略,试图尽量保留和传递原作中的民俗文化意蕴,对中国民俗文化对外译介及传播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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