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分析,村上春树小说的东方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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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分析

摘要:尽管村上春树在多次公开场合中谈及自己对日本文学传统的回避,但其小说中的主人公无不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关键词:村上春树;日本现代文学传统;寻找

村上春树的作品融入了他对自身生命历程的众多感知,青春里庞大的无根与实在感、人生的漂泊与身份的不确定,死亡的逼近和生命本身的浮幻,尽管他时常将“自身”、“存在”挂在嘴边,但又并未对其作出任何或准确或详实的解说,甚至可以说他从没有直接或直白地对这三重意义上的“自我”进行书写,但又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坚强的内心,执着的追求。在他对于日本现代文学的极大否定和回避中,我们能否就此否认村上春树与日本现代文学传统的关系呢?

日本作家向来善于用自身先天的感知神经探觉美感,哪怕是最纤细最转瞬即逝的,也能为他们敏感的捕捉。从八世纪的《万叶集》到十一世纪的《源氏物语》,日本传统美学的最重要特征“物哀”与“幽玄”积淀形成,尽管平安后的镰仓时代,武家当权、战乱不休,文学传统一度被迫由唯美纤细转向凛冽的现实描述,但唯美的文学脉络并未因此而彻底消亡,反由于战争的无情与冷酷,让人们对理想与信念的追求更加执着动人,唯美的主题因此更加深刻甚至繁荣。当然诞生于这个时期的武士道精神以其强大的勇武精神和自律内核赢得了观念上的尊重。德川家族盟主地位确立、日本获得统一后,尽管而后和平时期中的武术传统渐渐从战场转移到舞台,但仍未能给日本民族留下心灵的印记,打上身份的标签。

结束漫长的幕府统治后,明治维新随着政治改革,迎来日本历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变革,佛教和儒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迅速变革的迫切要求,许多知识分子不甘沉沦,但又陷入似乎徒劳无益的困厄之中。像所有国家历史上的文学引进与变革一样,迎来第一个文学高潮的技艺总是照搬和模仿。一战之后,西方各式思潮涌入东瀛,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名字为日本知识界逐渐熟悉,在日本近代历史上先后出现的西田几多郎、田边元、三木清等哲学家,在吸收西方存在主义哲学成果的基础上又加深了本土化的阐发,着重于阐述一种新的以个人意志为动力的新的人生哲学,将日本武士道精神中的充满着黑暗、鲜血、森林的死亡哲学与海德格尔的“向死而生”相结合。二战后,日本作为战败国的身份使其所谓“大帝国”荣耀、“不可战胜的神话”纷纷宣告破产,庞大的精神落差使日本知识分子刹那间被屈辱消沉、颓废苦涩的情绪笼罩,放荡而又玩世不恭的生活格调蔚然成风,人与人之间的陌生感、人与社会之间的隔阂进一步强化了人们对孤独的体认。就在社会文化与生活全面西化的同时,此时的文学重心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相应的转向。

王向远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中认为:如何描写自我,如何表达自我,取决于如何处理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关系。日本现代文学中对自我的求证是一重要主题,往往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式,一种是以私小说为代表的,脱离社会、封闭自我的表现;一种是以夏目漱石为代表,在自我与时代、自我与社会的动态关系中寻求自己的表现。

新感觉派作为重要代表将表现主义和达达派取代了私小说中的日本传统和冷静。包括三岛由纪夫在内的很多作家都认为:自从美国占领日本后,本土的文化艺术中表现女性柔美一面的插花、茶道甚至俳句被有意地强调。但这并非原初的日本文化状态,在武士的态度中需要用剑来平衡菊。故而,在带有强烈西方色彩的现代寓言和传统唯美的景物故事融汇的河流中开始渐渐萌生出强烈的精神自律。于是,一直在努力调和两种不同的,甚至是根本就无法调和的日本文化在现代的狂野中开始试图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自我内核。让这个矛盾的“自我”根植于传统的本土文化和难以驾驭的外来文化之上。

同样感到现实黑暗重压的夏目漱石一派,在同样面临喘不过气的现实中,既感到无限愤慨,又觉得无能为力。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是所有作家创作过程中产生种种曲折的原因。纵观夏目一生的作品,其虽然曾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余裕派”、“高蹈派”,但更多是关心社会现实、思索人生意义与价值,无论是批判社会的内容的力量或是将关注点集中在对人们的内心世界的剖析上,批判人们的私心,以及由此产生的苦闷、孤独和绝望,他都代表了在这个时期众多作家作品中出现的强烈寻找意识:寻找解决这样矛盾与冲突的路径,寻找个体与社会相交汇的最恰当接点。

困惑的漩涡几乎卷入了此时日本的所有作家,甚至整个社会都被裹挟着沉沦、迷茫。安部公房作为日本战后的存在主义大家,“极力要把日本战后文学和明治维新以前文学切断联系和极力把日本战后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紧密联系起来的作家。”[1]比之更甚的大江健三郎,直接将萨特作为其精神领袖,在其创作年谱中明确指出,正是萨特给予了他思考文学的各种社会功能性的方法与种种。人生的荒谬、人性的虚伪与无奈、无可逃脱的责任、成为了其文学的主题。

纵然曾经讨厌在学校念书,甚至常常挨老师打,村上春树却在国中时代就将中央公论社出版的《世界历史》读个滚瓜烂熟。纵然固执的叛逆因子在进入神户高中之后并未消退,村上却在不听任何人规劝毫不学习的日子里始终维持阅读欧美原着小说的热情,甚至开始学着研习翻译,继而保持了相当好的高中成绩。纵然对于日本文学本身,从来未有过某种挚爱或忠于的表白,但作为纯种关西汉子的村上又不可避免的浸淫了日本最传统的文学之美与武士之魂,裹挟着又温柔又执着的内核一跃而进西方迷惘、孤独的存在主义漩涡。村上春树正像整个日本一样,选择了在被迷惑的公众目光中开始寻找同样不解、困惑的自我。同样将历史记忆中的战争写进小说,让无奈的痛苦回忆重新唤醒本就空洞洞的心灵,然后像夸父尽情痛饮江河湖海的水般吸收遗失的过去,然后将其与生命一起抛掉在黑暗死亡火焰燃烧的世界。

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位内心孤独、彷徨在社会边缘的主人公来显示社会痼疾,寻找人类的命运,确证自己的人生;糅合了东方奇幻静谧之美和西方的寓言动态之说,置主人公于荒诞的境地展示个人与社会、主体与国家、意念与现实的联系。因而,在村上的小说中尽管他为我们编织了仿如梦幻般的寓言童话,构建了一座座高耸在迷雾中终年被黑暗或大雪笼罩的小镇与图书馆,塑造了既迷茫揣测又坚信无疑、孑然一身又极富魅力的主人公,然而这些作品中的自我主题从始至终贯穿前后,并且从未封闭在脱离社会的绝对空间,小说中经常出现严肃的历史关注,让人想起数年前村上对于中国的到访从未被任何媒体报道或知晓,一行未对任何地方政府或组织作拜会,仅仅为了去看那一块作为1939年哈拉哈河战争争端的“不毛之地”。从间宫中尉到中田先生都展现了:历史、战争将人掏成空壳,能为人带来死一般的宁寂与消亡的巨大力量。这些故事都将现实与历史巧妙勾连,打通了异质空间与现实世界之间原有的阻隔。显然,村上继承了以夏目漱石为代表的日本现代文学的主题传统,带着自《源氏物语》就有的细腻与悠长在文学长廊中执意营造了独属于自己的意识世界。

作者:郭华 单位:鹤壁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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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杀骑士团长》[日]村上春树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这些年来中日两国纵有种种的不和谐,但在审美趣味上却越来越接近了,甚至可以说形成了一个“东亚审美共同体”。而在这个过程中,村上春树的作品及其在中国的翻译与阅读,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在日本国外,村上读者最多的当属中国。这30多年来村上春树小说译介与阅读在中国持续不衰,从成名作《挪威的森林》,到刚出版的《刺杀骑士团长》,几乎每隔几年总要在中国掀起村上阅读的旋风。卷进这个旋风的读者几乎都是都市的青年人,主要是在校大学生和白领读者。还有一些人30年前是青年人至今仍混在青年读者中,对村上始终不离不弃。日本读者的情况大概也是如此。

与其说村上造就了这样一代读者,不如说是这批读者造就了村上。可以认为,村上的持续热读,已经成为一种值得探讨的“现象”。在这代人的阅读中,为了认识社会而读,为了陶冶情操而读,为了寻求人生答案而读,都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要由阅读来躲避一下熙熙攘攘的世间,而进入另一个自由的、单纯的审美世界。这种审美世界是与那种权力的、暴力的、功利的世界相区隔的。于是,阅读成为一种审美性的消费、消遣活动。

村上春树的小说预示着以往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乃至现代主义文学的阅读时代的衰微乃至终结。现实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是观察剖析批判作为体制的社会,浪漫主义文学的阅读指向主要是关注个人、个性与心理,现代主义的阅读指向主要是超越的沉思,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之后的村上春树那里,这三种阅读的界限被打消了。社会的人、个体的人、超越的人三者的分别,在他的小说中都模糊化了;同时,写实与虚幻、历史与想象、妥协与反抗、胁迫与自由、束缚与逍遥、紧张与松弛、真诚与游戏,放浪与自律、卑微与崇高、形而上与形而下等等都没有了截然的界限,从而变成了写实的虚幻、历史的想象、妥协的反抗、胁迫的自由、束缚的逍遥、紧张的松弛、真诚的游戏、自律的放浪。于是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矛盾对立就消失了,矛盾只是虚幻的暂时的,“怎么都可以”——这是读者熟悉的村上式的口头禅,人们由此获得了自在与自由。

这种状态实际上是很“东方”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细究起来,这颇有东方传统的禅宗的意味。若以现代式的表述,他及其他小说中的许多人物形象似可以称为“小资”的,具有“小资情调”的,但是在其深处却流贯着东方的、东亚的、日本的传统。尽管村上自己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与东方文学(包括日本传统文学)的关联,而且多次强调西方文学对他的影响,但是,实际上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人、东方人。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具有典型的日本人的某些气质,而且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的作品本身所内含的东亚的、日本传统文化的要素。

村上似乎曾说过他没读过《源氏物语》,然而看一看他早期的以青年男女恋爱为主题的小说,却颇有《源氏物语》那种超道德、纯审美观照的“物哀”遗风。“物哀”美学的本质就是对人性与感情的高度包容与理解。村上对男女之事不做伦理道德上的判断,而只做审美性的表现,将男女关系写成了天真无邪的儿童式的游戏,一种本然的纯真。这曾使中国读者大为惊诧,但对日本作家而言,却是《源氏物语》以来的千年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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