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古代文学史料及研究

作者: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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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作为恢复高考制度之后的首批大学生,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亲历者,我想,对于“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三十年”这样一个话题,您一定有自己的深刻感受吧? 关爱和:如果从上世纪初算起,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已走过百年历程。但近代文学学科建设的真正展开确实是最近三十年的事。上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解放潮流所及,近代文学研究者的价值观念、思想方法、文学史观得到更新,研究视野、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不断扩大,许多妨碍正确认识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历史的禁忌被不断打破,近代文学研究步入历史的“新时期”。短短三十年间,我们共同见证了中国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 记者:中国近代文学学科长时期以来一直被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结尾附在古代文学之后,这种尴尬地位在很大程度限制了学科发展。所以,进入新时期,近代文学研究领域最早被提上重要议事日程的,无疑应该是近代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 关爱和:我想从几个方面谈谈这个问题。第一,学科共识的达成。鸦片战争至五四时期的中国近代文学,完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变革。在民族解放、民族革命大背景下完成上述变革的中国近代文学,在整个中国文学史的长链中,具有特殊的意蕴和典型的意义。有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予以全面建设,是80年代以后研究工作者的共识。1979年开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近代组的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将1919~1979年间有关中国的近代文学的研究论文精选为七卷,由中国社科出版社出版。1982年,文学所与河南大学联合,在开封召开了第一次近代文学学术讨论会,次年在北京进行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分期问题的讨论,以期全面推进近代文学的学科建设。《中国近代文学的特点、性质和分期》和《认真求实共同探索———中国近、现、当代文学史分期问题讨论会纪实》的出版和发表,基本上确定了近代文学的疆域,完成了近代文学史的框架构建。1988年成立的中国近代文学学会,经国家批准为国家一级学会,挂靠在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稍后,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成立。中国近代文学学会以及其他近代文学研究机构的相继成立,是学科建设步入正轨的标志性事件,意味着近代文学研究日益走向系统化、规范化。 第二,高考制度的恢复与日益完善,高校、研究机构学位培养能力的增强,一个年龄结构合理、学术个性鲜明的学术群体逐渐培育成熟,显示出近代文学既重学术传承又张扬学术个性的学科特色。 季镇淮、任访秋、钱仲联、陈则光等作为第一代研究者,不仅各自在近代文学研究领域卓有建树,为新时期的近代文学研究贡献了第一批研究成果,显示出深厚的学术积淀与专业素养;而且始终把栽培后学作为学科建设的重要环节。他们及其他近代文学学会会员所在的高校与研究机构,积极开设近代文学专业课程,招收近代文学专业的硕士生、博士生,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山东、河南、广东、江苏、东北为主的学科研究与培养基地,为近代文学研究培养和输送了一代代后续人才。 第二、三代研究者成绩突出的有:北京大学陈平原的《二十世纪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夏晓虹的《觉世与传世———梁启超的文学道路》及其他学术论文,多有发见。文学所王卫民的近代戏曲研究,牛仰山、赵慎修的近代诗文研究,裴效维的南社研究,都极有造诣。关爱和所著《悲壮的沉落》《从古典走向现代》《古典主义的终结》等论著在多方鼓励下,于90年代相继完成,《中国近代文学论集》于2006年出版。河南社科院袁凯声、王广西、河南师大李慈健关于近代文学的研究,也有创见,王广西《佛学与中国近代诗坛》一书尤为学界所称道。山东大学的郭延礼先生,60年代即从事近代文学研究,成果丰硕,其《中国近代文学新探》《龚自珍诗选》《秋瑾年谱》《近代六十家诗选》《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近代翻译文学史》等著作颇具影响。马亚中、马卫中等在近代诗文研究方面也有多项成果。江苏与苏大近代文学研究形成呼应之势的还有南京大学王立兴教授、南京师大张中教授,江苏社科院文学所的近代小说研究也颇具实力。上海与广东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两大重镇。复旦大学的章培恒先生,60年代关于近代小说、黄遵宪诗歌就曾发表过极有见解的文章,80年代后,主编了《中国近代小说大系》。复旦大学黄霖教授;对近代文学批评史的研究,华东师大的徐中玉先生、郭豫适先生在近代文学理论、近代小说研究方面多有建树。上海师大的王杏根、曹旭教授在文学改良运动、诗歌理论的研究方面学有专攻。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主持编写的《上海近代文学史》,在众多近代文学史中别具一格。袁进近年来相继出版了《中国小说的近代变革》《中国文学观念的近代变革》《近代文学的突围》《中国文学的近代变革》等著作,对中国近代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作了细致周到而深刻的梳理,新见叠出。广东的近代文学研究以中山大学与华南师大为基地。中大康保成教授的《中国近代戏剧形式论》是这一时期戏剧研究的力作。华南师大管林教授、钟贤培教授致力于近代文学研究多年,他们主编的《中国近代文学史》《近代文学评林》以及钟先生主编的《广东近代文学史》显示出强劲的学术实力。陈永标教授关于近代美学思想变迁的专著于近年问世,汪松涛、谢飘云、左鹏军等显示出良好的学术前景。广东顺德电大的马以君是《苏曼殊全集》《黄节诗选》的整理者,东北方面吉林教育学院的郑方泽、沈阳师院的张永芳,兰州方面西北师大的龚喜平,都以各自的研究成果为学科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我们还欣慰地看到,更年轻的一代研究者正在不断成长起来,他们大多是近代文学方向的硕士、博士毕业生,较之前辈,他们有更加系统的知识背景,更加开放的学术眼光,更加泼辣的学术胆识,他们的加入必将为近代文学研究带来更多生机和活力。 记者:你上面提到的几代研究者,他们在这三十年中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无论是数量抑或质量,较之此前七十年,都更令人瞩目。这是很让人欣慰的。你如何看待三十年来中国近代文学研究的总体风貌? 关爱和:概括三十年来中国的近代文学研究,我想关键词应该是“整体性眼光”或曰“通观意识”。 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眼光首先是指,既注意把把近代文学研究置于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的宏阔背景下进行整体观照,在广泛的联系与历史的纵深中考察社会文化的近代化转换对文学的广泛影响,又注意仔细梳理文学内部不同文体诸如主题、语言、审美、叙事手法等要素在新的时代所发生的深刻变化。研究者日益突破传统较为单一的研究模式,尝试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切入研究对象,以期对研究对象尽可能全面、客观地把握。例如左鹏军《文化转型中的中国近代戏剧》对中国戏剧近代转型的研究,始终围绕中国近代戏剧发展的文化史背景展开,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与戏剧走向、与戏剧诸方面变迁紧密相关。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则从“叙事”角度,论证近代小说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的重要位置,给读者留下深刻映象。 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眼光还体现在对新旧两派文学研究的统筹兼顾,研究格局日趋合理。中国文学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沿袭古范的文学在思想、形式、语言诸方面由渐次遭到怀疑到自我调整以求延存,终于无力“挽狂澜于既倒”而走向式微终结的过程;二是文学“新质”在传统文学中艰难孕育、蹒跚发展、终于云开日出的过程。旧派文学的研究在以“新”为主线的历史叙述中曾长期被置于历史的背阴处。进入90年代,研究界日益意识到,旧派文学不惟是文学“新质”得以孕育的“产床”,其本身亦和文学“新质”一样,构成中国文学近代化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认识贯彻到研究中,就是对上述两个层面的研究并重,研究格局渐趋合理。 在第一个层面,对桐城派、宋诗派、常州词派等旧派文学的研究取得相当成绩,研究者在对流派、作家、作品考察之外,格外关注旧派文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的自我调适与更新。在第二个层面,研究者致力于细致发掘、辨析、描摹在传统文学中萌生的文学“新质”的成长脉络。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注意到近代文学“新”“旧”纠缠、杂糅的总体特色,20世纪中国文学的生成过程就是新旧两派文学在有所张扬有所压抑之间完成嬗递、取舍,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品格。 随着“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概念的深化,近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性眼光还体现在研究者开始有意识地把近代文学研究与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进程联系起来考察,在这一维度,影响研究和比较研究是最常见的研究方法。比如对苏曼殊、林译小说、鸳鸯蝴蝶派、文学界革命以及对桐城派、同光体等的研究,研究者都注重分析探究其在20世纪文学史中的影响与意义。近代文学不仅是古代文学的收束,最关键是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做了一个气宇不凡的开场,这样的论断渐成学界共识。在这些作者笔下,专业界限趋于模糊,跨学科研究倍受青睐。学科疆域由模糊到清晰,再由清晰到模糊,这种变化是非常有意味的。 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领域“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倡导和深入探索,开始克服“二十世纪”作为文学概念范畴的局限,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研究”的框架内,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一起构成了既各有特色又浑融一体的充满张力的学术体系;而对“演变”的探讨,又势必涉及“中国文学近代化”的话题,在这一话题下,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构成了对话关系。可以预期,置身于该框架之中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必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恢弘的气度、更开放更从容的心态,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记者:重视史料文献工作是近代文学研究的传统,近年来史料工作特别受到关注。我们注意到,2004年和2006年的第十二届和第十三届中国近代文学年会,史料问题就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之一;2006年又召开史料问题与百年中国文学转捩点学术研讨会,成立了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近现代史料学分会,2007年召开了近现代史料学分会首届年会。所有这些,是不是可以看作是近代文学研究对“史学本是史料学”这一学科根本性原则的坚守与张扬? 关爱和:1983年,全国性的近代文学史料工作会议在常熟召开,近代文学史料的全面整理工作正式启动。三十年来,近代文学史料工作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在第一个十年,最见成效的专门研究资料的搜集,比如孙文光主编的《龚自珍研究资料》,魏绍昌编辑的《李伯元研究资料》《吴趼人研究资料》《〈孽海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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