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解奠基与系统创建,地理学南齐历史学杂谈

作者: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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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过去的二十世纪对于中国文学而言是个成果丰硕的世纪,文学研究被多角度的审视,多方位的拓展,其本体建设达到了极为成熟的自觉状态,但是,学科划分的日益细密,也为学术研究设置了重重的壁垒。如何自辟新路,突破现有的文学研究格局,寻找学术创新的支点,成为有抱负的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关注与思考的焦点。

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

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着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着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着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着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着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着。

三、结语

《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自不待言的,对于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只是为了与同行进行讨论,以让文学地理学研究更加完善、更加科学,除此无他矣!

作者:胡朝霞 单位: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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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来,人们已经习惯于面对线性发展的文学史,以时间的观念去考察和探索漫漫历史长廊中的作家作品,但是,问题在于,当我们停留在历史的任一截面作或宏观或微观的考探时,它必然会有空间归属的问题,而在很多情况下,文学研究的这一重要维度却往往被我们所忽略和漠视。正是基于反思中国文学研究现状与重构一种时空交融的新型文学史研究范式的双重需要,浙江师范大学梅新林教授积多年之功撰成《中国古代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将文学研究与地理学研究融合贯通,进行深入探讨。

这部洋洋80万言的煌煌大作显示出作者非凡的学术雄心。该书在《导论》中开篇明义,明确其研究目标在于通过文学与地理学的跨学科研究,揭示文学地理的表现形态、探索文学地理的演变规律,推进文学地理研究的理论创新,最终来建构中国文学地理学的学术体系。正如2006年6月1日的《文艺报》的“编者按”在评论该书相关内容时所说:“开宗立派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也是学术创新的永恒动力,”书中所体现的这种学术气度的恢弘,不仅在于作者以劲锐的勇气和雄浑的底气构建一部宏伟之作,更在于在当前学界日趋浮躁的背景下,作者以深湛细密之思、坚执信念,明确表现出对于理论创新之历史使命的一种学术担当。

除了选题上的立意高远外,该书的另一大特点是颇为完美地将宏观思辨与实证分析统一起来,堪称精深缜密之作。全书提出了一系列的工具性概念,首先将具有原创性意义的“场景还原”、“版图复原”之“二原”说为理论支撑,然后根据从静到动、从平面到多元的学术理路,重点围绕决定和影响中国文学地理最为关键的五大要素,即从文学家籍贯分布的“本土地理”出发,依次向流域轴线、城市轴心、文人流向等三个层面展开,最后归结为“区系轮动”模型及演化的探讨。全书逻辑严密,理论性与体系性极强,突出体现了作者宏观思辨的深度。同时该书非常注重实证分析。全书有图18幅,表格66张,加上书中比比皆是的数据列举和分析,形象而直观。在时间跨度上,上至夏商周,下至近代,纵横几千年,重要作家在重要区域的文学活动庶几囊括其中,足可见出作者的用力之勤,用心之劳。

这部体大思精、资料丰赡的着作,显然对于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交融与学术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其重大意义,可以概括为三:

一、重建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视域。这首先是从重塑文学史的认知格局开始的,将地理学的视角引入文学研究领域,将使我们对文学史的认知发生重大的变化,改变甚至颠覆中国文学史的教授、学习乃至研究的现有格局。比如该书所举的一个事例,“建安七子”是建安文人集团的重要力量,文学史给人的似乎是七子并肩而立,名满天下的景象,而宏观文学史乃是被简约化了的历史,它缺失了空间场景这极为重要的一环。实际上“建安七子”尽管同一时代,文名相齐,却从未完整聚合在一起,建安十三年9月,七子中的王粲最后归附曹操,而在此前一个月,最先归曹的孔融却已被杀,也就是说,最后只有六子相聚魏都邺城。这足以说明空间视角引入文学史的重要性,唯有如此,文学史的发展演进才不是静态的、平面的、一元的,而是动态的、立体的、多元的,才是真正鲜活的文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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