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看李时人先生的曹魏经济学研讨,地经济学西晋法学散文

作者:古典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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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师李时人先生的明代文学研究始自上世纪90年代。1996年,先生应中华书局之邀,着手编撰《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

地理学古代文学论文

一、文学地理学是一个新的文学研究领域

也是一门新的比较文学分支学科,所以,新的术语与概念的提出对于中国文学地理学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从该书的研究目标而言,它们也是相当适用的,并且也是十分必要的。该书的理论性与学术性,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体现在这样一些新的概念表述与话语方式上。大量的统计数据,是作者研究中国历代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结果,也是支撑该书所有论点的坚实基础。80多个图表与统计表,分布在全书的五章之中,许多论点就是靠这些图表来进行论证的,多数图表都很直观、具体,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图表统计是文学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借用地理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文学,没有想到梅新林运用得这样到位,是其着作的最重要的特色之一。正是以上三点的统一,让这部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着作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准,开创了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新境界。

二、然而,《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一书

只能是处于一定的历史阶段,因此它的局限性也是必然存在的,本文主要就第二章《流域轴线与文学地理》来谈一谈这个问题。笔者认为,主要存在以下三个问题:①图表统计的来源问题。在这一章中,主要的图表是四个流域着名文学家的分布图,这些统计数据本身是有意义的,然而统计的根据是什么?什么样的文学家才是“着名”的?作者也指出这些统计数据的来源是谭正壁先生所编的一部辞典,不过也是存在问题的:一方面,这部辞典是不是具有权威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者所编的与文学相关的全书之类的出版物,可谓众多,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各卷、《辞海》之类,自然是具有更大的参考价值。另一方面,可以以一部为主,还可以参照许多其他经典性的着述,包括《全唐诗》、《全宋文》、《全清诗》之类。这样才有比较充分的依据,同时也有统一的标准。这样的数据是不是可以说明某一个流域文学历史的变迁与中心的转移问题。作家与诗人的产生是与地理相关的,并且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环境也是决定性的因素之一,然而在某一个特定的时代,这个省多一个、那个省少一位诗人与作家,也许并不说明什么问题,特别是不可能一对一地说明流域中文学流变与文学中心转移的问题。因为诗人作家的产生具有偶然性,同时作家诗人也是不断流动的,出生地或者客居地对其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哪个为大,存在多种多样的情况。如果说到文学历史发展的周期,作家的数量能不能够说明它们的周期,也许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四大流域轴线拥有各自不同的生命节律与周期。黄河流域轴线较之其他三大轴线具有先发优势,其中先后经历了自西租东运动的四次波澜。第一波始于传说中的炎黄时代,终于商代;第二波始于周代,终于战国;第三波始于秦汉,终于南北朝;第四波始于随唐,终于清代。每一波都是从上游开始,经过一定时间的徘徊,最终止于下游,然后又开始新一波自西租东运动,以此往复循环。”这样的观点是不是经得起推敲,的确也是一个问题。以流域轴线来说明整个中国文学地理的问题,也许并不科学,不可能具有合理性。“北线诸省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山东由53人增加到96人,河北由31人增加到48人,北京由8人增加到23人,天津由0人增加到3人,但南线数量升得更快,其中居于第一、二位的江苏、浙江分别由327人、317人上升到481人、411人。安徽位居第三,由80人上升到98人,增幅不多。另,上海由55人上升到78人,位居第五,增幅比较可观。所以元代以来运河流域文学轴线向南线倾斜趋势在明代进一步加剧之后,至清代依然没有根本的改变。若以元明清三代京杭大运河南北两端所在北京与浙江文学家的数字变化做一比较,则分别为25∶144,8∶318,23∶411,后者分别为前者的5.76、39.75、17.87倍,可见从元到明,彼此的差距迅猛拉大,而到清代,似有所缩小,但相对于元代而言,依然不成比例。”因为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与珠江流域是中国人口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化发达的地区,运河流域自隋朝之后,也成为重要的文化与文学区域之一,可以说明中国文学地理的主体内容,然而广大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与西南地区,特别是蒙古草原与新疆南北地区,都并不在这四条河流的流域之内,那么它们的文学地理是如何的呢?所以,我们认为中国的文学地理不可能在流域轴线之内来进行全部的合理的阐释,因为还有山地与草原,也还有边地与沙原,因为那些地方并不是没有人居住,诗人作家也是存在的,虽然不像上述四个流域,那么众多,那么显着。

三、结语

《中国文学地理形态与演变》是中国文学地理学研究的重要成果是自不待言的,对于我们从事文学地理学批评与文学地理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们提出一些不同的看法,只是为了与同行进行讨论,以让文学地理学研究更加完善、更加科学,除此无他矣!

作者:胡朝霞 单位: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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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卷本《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是中华书局1984年开始组织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建设工程,专门收录上起先秦、下迄近代五四运动时期的历代文学家,按照时代先后依次分为《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唐五代卷》《宋代卷》《辽金元卷》《明代卷》《清代卷》和《近代卷》,各卷独立成书,计约千万字,全部出齐后将成为有关中国文学家传记资料与着述资料的集大成之作。

按照规划,全书制订统一体例,各卷分别约请国内文学史专家担任主编,负责统筹、撰写和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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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中国文学家大辞典》,中华书局1996-2018年版。

此后数年间,先生一直埋头于明代作家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上。

与此同时,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以及合作的博士后撰写有关明代文学的学位论文或出站报告,合计有60篇之多,如马汉钦《明代诗歌总集与选集研究》(哈尔滨工程大学出版社出版2009年版)、刘廷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芦宇苗《江苏明代作家诗论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中华书局2013年版)、刘坡《李梦阳与明代诗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周潇《明代山东文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张慧琼《唐顺之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鲁茜《李维桢研究》(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6年版)、马兴波《明代笔记考述》(山东大学出版社即出)等。

这些出站报告和学位论文涉及明代的地域作家研究、个案作家研究、家族作家研究、女性作家研究、名作名着研究、诗文总集研究、诗文理论研究、结社交游研究、笔记史料研究等等,可以说是覆盖了明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这些论文和出站报告有许多已经正式出版,出版时先生会专门为其撰写序言,在序言中先生除了就论文本身的内容谈一些自己的看法以外,一般还会拓展开去,对明代文学的诸多方面加以评析,或谈整体特点,或论具体问题,或述研治方法,都是先生对明代文学长期研究之后的思考和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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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玉栓《明代文人结社考》,中华书局2013年7月版。

先生研究明代文学,首先是对一些基本的概念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界定。

如“文学”,包括“古人使用各种文体所撰写的种种‘有韵之文’、‘无韵之文’”在内的“结撰文字成篇而着文采者”,都可以被视为“文学”。

又如“作家”,凡是从事“文学作品”写作之人,“既包括着作等身、彪炳史册之大文学家,亦包括名不出乡里,甚至仅以写作自得自乐之作者”,都可以被称为作家(《〈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编纂细则》,未定稿)。

而对于“明代作家”之“明代”的界定,除了政治史上通常所说的自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思宗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之间的276年以外,“对于由元入明和由明入清之跨代作家,则主要遵循年龄与政治态度的双重标准综合考量取舍”。

众所周知,不同的研究者因其研究目标和研究思路不一样,对于同样的学术概念界定和使用也会有所不同,但像先生这样尽可能地放大概念外延的做法也着实不太多见。

先生之所以倾向于如此宽泛的概念,并不是随意为之,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一方面是想藉此再现明代文学创作的全貌,从“最高的枝条”到其下面的“枝枝叶叶”都能够给予一定的关注。

另一方面则是考虑到现在所谓的“小作家”很可能尚有未被发现的作品,因为“历经四百年历史沧桑,作品存佚多寡亦不同”,为避免遗珠,对于一些仅存一、两首诗歌或一、两篇文章的作者也不应轻易地置于研究视域之外(《〈明代作家分省人物志〉编纂细则》,未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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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与李时人先生合影

在明代文学领域,先生将其精力主要用在了对明代作家的全面考察和考订上。这方面的代表成果就是《中国文学家大辞典·明代卷》。

先生接受《明代卷》的编纂任务之后,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尽可能先搞清楚明代到底有多少文学作品存世?有作品存世的作家到底有多少?各人情况如何?”(《〈江苏明代作家文集述考〉序言》)只有将这些最基本的问题弄清楚,然后才能从中遴选出一定数量的作家进行编撰。

由于明代诗文作家的历史文献数量惊人,搜寻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所以明代诗文研究在资料整理方面长期滞后是学界的一个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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