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韩现今世华夏古典军事学商量进度及学术特征,清代管理学经济学感悟力思虑

作者:古典文学

您现在的位置:公务员期刊网>>论文范文>>文学论文>>古代文学论文>>正文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被日本统治长达五十年之久的朝鲜获得独立。五年后,朝鲜战争爆发,1953年中朝双方与联合国军在板门店签约,以纬度38度线为界分为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和大韩民国两个国家。从地缘政治和执政党性质来看,中国与朝鲜之间是“同志加兄弟”,但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对中国古典文的研究也主要在韩国。中韩之间学术交往,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七世纪中叶新罗国善德女王时代,但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和独立价值评判标准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却是二战以后的事。1992年的中韩建交,更把这种研究推倒一个崭新的阶段。

古代文学文学感悟力思考

中国古代文学学科从上个世纪初算起,至今已有百年的历史,在中国文学的各门学科中是历史最长、相对来说也最为成熟的学科。因此,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所要具备的条件,比较清楚,如文献的功底、理论的功底等。但是,也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近年来被忽视或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以至在古代文学研究人才培养乃至研究上,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个就是对文学的感悟能力。文学创作中的感悟能力,有杨义先生的大作论之甚详。此处所说的文学研究中的感悟力,是指文学史家和文学批评家对于文学作品所蕴含的情感、思想、形象的意义和语言艺术的直觉的感应、体验、领悟和判断的能力,以及对于文学现象的直觉感受和洞察的能力。

感悟力是研究文学作品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能力。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的是,文学作品首先就是感性的存在,所有的思想意义,包蕴于形象之中,只有通过文学作品的形象,具体说就是叙事作品里边的人物、故事、情节,抒情作品里边的情感、意象、意境、音韵、语言,作品的思想意义才能显现出来。文学史家和批评家进入作品的途径是形象,进入之后对作品的把握,则要通过感同身受的体验,再现作品的内容,这些都存在着感悟的过程。所以研究者对于他所研究的对象,能否有敏锐的感应,能否进入到切身的体验状态,会直接影响到对作品的接受与理解。中国古代文学历来以诗文为正宗,在再现与表现的两种艺术类型中,偏重于表现。中国文学的这种特征,使其成为一种重意蕴与艺术灵性的文学。在创作中,古人讲灵机,所谓“方天机之俊利,夫何纷而不理”;讲兴会,如颜之推所说“文章之体,标举兴会,引发性灵”,要“随兴会所之为之”;讲悟入,严羽《沧浪诗话》有着名的论述:“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

且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又曾季狸《艇斋诗话》:“后山论诗说换骨,东湖论诗说中的,东莱论诗说活法,子苍论诗说饱参,入处虽不同,然其实皆一关捩,要知非悟入不可。”吕本中《童蒙训》亦云:“作文必要悟入处,悟入必自功夫中来,非侥幸可得也。如老苏之于文,鲁直之于诗,盖尽此理也。”这都是重艺术灵性的突出表现。作为艺术灵性的创作,往往表现的是瞬间的感受,或者是神思的瞬间的勃发。虽然是瞬间的感受,或者是瞬间的勃发,但是作品却往往涵蕴着深厚的内容或深刻的思想。所以评价作品也以文外重旨、韵外曲致为艺术的极致,因此意境与神韵理论大行其道,陶渊明、王维、孟浩然的田园山水诗备受推崇,宋词也以要眇的婉约词为正宗。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研究者对于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把握,必须要有悟性,要有极强的艺术感悟力和生命的穿透力,才能参透诗旨,有所斩获。欧阳修《六一诗话》记与梅尧臣论诗,梅氏以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然后为至矣。”欧阳修问梅尧臣“何诗为然?”梅尧臣回答:“作者得于心,览者会以意,殆难指陈以言也。”这里所说的“会意”,就是读者的感悟。梅圣俞举诗例道其仿佛云:“严维‘柳塘春水慢,花坞夕阳迟’,则天容时态,融和骀荡,岂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贾岛‘怪禽啼旷野,落日恐行人’,则道路辛苦、羁愁旅思,岂不见于言外乎。”梅氏从严维诗而感受到春光骀荡,从温、贾诗品出羁旅愁思,都应是感悟所得。又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云:“韵有不可及者,曹子建是也;味有不可及者,渊明是也;才力有不可及者,李太白、韩退之是也;意气有不可及者,杜子美是也。”此处所说的各位诗人不可及处,如“韵”,如“味”,如“意气”,都非常空灵,非感悟不能得到。说到对诗的感悟,历代读诗人对唐代诗人李商隐的《无题》及《锦瑟》等诗的解读最为典型。如《锦瑟》诗因意象朦胧、指向不一的特点,解者纷纭,莫衷一是,其实都是解者个人的感悟,并没有诗之外的史料来支撑。因此元好问《论诗绝句》云:“望帝春心托杜鹃,佳人锦瑟怨华年。诗家总爱西昆好,只是无人作郑笺。”如薛雪的《一瓢诗话》:“玉溪《锦瑟》一篇,解者纷纷,总属臆见,余幼时好读之,确有悟入,觅解人甚少。此诗全在‘无端’二字,通体妙处,俱从此出。意云:锦瑟一弦一柱,已足令人怅然年华,不知何故有此许多弦柱,令人怅然不尽;全似埋怨锦瑟无端有此弦柱,遂致无端有此怅望。即达若庄生,亦觉迷梦;魂为杜宇,犹托春心。沧海珠光,无非是泪;蓝田玉气,恍若生烟。

触此情怀,垂垂追溯,当时种种,尽付惘然。对锦瑟而兴悲,叹无端而感切。如此体会,则诗神诗旨,跃然纸上。”薛雪对《锦瑟》的诗旨的理解显然是倾向于年华之慨的,而他这一诗意的获得,即来自他对作品的咀嚼感悟,如他所说是“悟入”的。古人如此,现在人也是如此路数。苏雪林写《玉溪诗谜》,认为李商隐的无题诗表现的是李商隐一段人所不知的爱情,与宫女和女道士的恋爱,也是首先从诗里感受到了爱情的信息,而后在考证其生平事迹,写成着作的。苏雪林在1927年写的六万字的小册子《玉溪诗迷》的引论里说:“千余年来义山的诗,被上述三派的人,闹得乌烟瘴气,它的真面目反而不易辨认。……因为历来旧观念蒙蔽了我的眼光,我也说义山的诗天生是晦涩的,不必求什么深解,……但后来我读了《碧城》《玉山》等诗,便有些疑惑起来。因为这些诗里充满了女道士的故事,若义山与女道士没有深切的关系,为什么一咏不已,而再咏之,再咏之不已,而三咏四咏之呢?于是我根据了这一点怀疑的念头,用心将义山诗集细读了一遍,才发现了一个绝大的秘密。原来义山的《无题》和那些《可叹一片》有题等于无题的诗,不是寄托自己的身世,不是讽刺他人,也非因为缺乏做诗的天才,所以用些怪僻的文词和典故,来炫惑读者的眼光,以文其浅陋;他的诗一首首都是极香艳极缠绵的情诗。

他的诗除掉一部分之外,其余的都是描写他一生的奇遇和恋爱的事迹。”所以文学研究的发现与创新,有的是要依赖于新的材料的发现,有的就是来自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感悟;感悟也是文学研究创新的重要源头,一个人感悟力的高低会直接影响到作品接受与揭示的多寡。我在《不求甚解》书中讨论到方管对王维《鸟鸣涧》诗的体悟。诗云:“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1949年《新中华》三期上发表的方管《王维散论》的分析很细腻:首先是分析此诗的静:“夜静而且山空,本来近乎荒凉寂寞了,可是,这山乃是春天的温和的山,并非秋山冬山那样萧条死灭;何况到底还有月出,并非浓重的暗,到底还有月光下春涧中的山鸟的时鸣,也并非沉重的静呢?”进而分析王维的心态——其实是在诗的原意的基础上,对人与物极其微妙的关系作了深入的发挥:“是因‘人闲’而桂花才落,还是因‘桂花落’而人才闲呢?是人闲了才看得见本就在落的桂花,还是桂花落了才看得见本就闲着的人呢?”诗人王维未置可否,似乎也无意于此,“君问穷通理,渔歌入浦深”,他把一切答案都融入在意象之中了。然而解诗的方管却以自己的感悟,深入诗的内蕴,进而作了更具有他个人理解的生发。这样的解诗,显然拓展了诗境,对诗的内容作了增量的发挥。以上所谈的多是诗文,其实研究中国古代小说戏剧,同样也离不开研究者的感悟。而这种感悟与诗文不同,主要体现为对人物形象的价值判断、人物心理的体验、人物命运的推测,即通过生活的逻辑,把文学还原为自己熟悉的生活。而这个过程,因个人的生活经验、阅历以及世界观的不同,也是十分个性化的,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所谓“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即此之渭也。对小说很多人物的不同评价、对小说主题的不同认识多来自于此。比如对《三国演义》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研究者的认识就颇有出入。一般而言,都认为刘备是典型的仁君形象,而曹操是奸雄形象,诸葛亮是智者的形象。

但是,鲁迅却从刘备的貌似仁厚中看出了伪诈,从曹操的奸诈中看出了豪爽多智,从诸葛亮的智谋中看出了近妖。他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四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中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又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的第四讲《宋人之“说话”及其影响》中评介《三国演义》的缺点:“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像狡猾。”人物形象的复杂性,固然是因为作者描写的原因,或有意写出人物复杂多面的性格,或描写动机与实际结果产生了矛盾,如鲁迅所评。但是读者和研究者能够看出小说人物性格的多面,却要靠他们阅读作品的感悟,进而概括为理性的结论。不仅如此,这种从阅读中获得的感悟甚至会影响到对一部小说思想倾向的整体认知。一般认为,《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总体倾向是拥刘反曹,但也有人据作品所反映出的刘备的虚伪、狡猾而怀疑作者罗贯中是否真心拥刘,甚至得出小说从骨子里是反刘的结论,可见感悟会影响到对一部作品整体的评价。中国的古代小说,也颇重灵性。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序》云:“心之所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圣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至焉者,文章之神境也;心之所不至手亦不至者,文章之化境也。夫文章至于心手皆不至,则是其纸上无字、无句、无局、无思者也。”苏轼论文讲心手交至,而在这里,还不过是程度稍高的圣境而已。文学创作的最高状态是神境和化境,它超越了心手交至的临纸状态,实则就是在进入创作灵感时所呈现出的神思创作状态。那么,读者又如何才能从这样无字、无句、无局的作品中读出文字、文句、文局和文思来?当然离不开感悟。金圣叹于《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卷五评点此书时,即感慨“今人不会看书,往往将书容易混账过去。于是古人书中所有得意处、不得意处,转笔处、难转笔处,趁水生波处,翻空出奇处,不得不补处,不得不省处,顺添在后处,倒插在前处,无数方法,无数筋节,悉付之于茫然不知。”这就是没有或缺乏文学感悟能力的过。文学研究不仅要挖掘思想意义,还要分析艺术形式,总结艺术特点,那就更是离不开具体的感性的内容。

就此而言,研究者能否具有敏锐的感悟力,在阅读中迅速对作品水平的高低以及作品风格作出判断就至为关键。如敖陶孙《诗评》谈诗人的风格:“魏武帝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风流自赏;鲍明远如饥鹰独出,奇矫无前;谢康乐如东海扬帆,风日流丽;陶彭泽如绛云在霄,舒卷自如;王右丞如秋水芙蓉,倚风自笑;韦苏州如园客独茧,暗合音徽;孟浩然如洞庭始波,木叶微落;杜牧之如铜丸走坂,骏马注坡;白乐天如山东父老课农桑,事事言言皆着实;元微之如李龟年说天宝遗事,貌悴而神不伤;刘梦得如镂冰雕琼,流光自照;李太白如刘安鸡犬,遗响白云,核其归存,恍无定处;韩退之如囊沙背水,惟韩信独能;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孟东野如埋泉断剑,卧壑寒松;张籍如优工行乡饮,酬献秩如,时有诙气;柳子厚如高秋独眺,霁晚孤吹;李义山如百宝流苏,千丝铁网,绮密环妍,要非适用;宋朝苏东坡如屈注天潢,倒连沧海,变眩百怪,终归雄浑;欧公如四瑚八琏,正可施之宗庙;荆公如邓艾缒兵入蜀,要以险绝为功;黄山谷如陶弘景入官,析理谈玄,而松风之梦故在;梅圣俞如关河放溜,瞬息无声;秦少游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陈后山如九皋独唳,深林孤芳,冲寂自妍,不求识赏;韩子苍如梨园按乐,排比得伦;吕居仁如散圣安禅,自能奇逸。”论魏晋至宋代诗人风格,全是一种想象的譬喻,是以具体性格形象来描绘诗人的风格。而敖陶孙对诗人风格的获得,很明显就是感悟所得。今人对诗歌作品风格的把握,与古人相比,已经多了许多手段,如意象的统计、结构的分析、用韵的把握等等,但是,对诗中情感的体验、尤其是更幽微情感的捕捉,对诗歌意境的感受等,仍然不能离开对作品的感悟。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离不开史的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史的范畴。史的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要依赖于史料。文学作品产生的时代,作家的生平,作家的活动,一个时期、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家族的文学整体面貌,等等,都是文学研究必须涉及的。

但是,由于年代渺远、史料散佚等原因,研究者所获得的史料永远是残缺不全的、有限的,所以要还原文学史,是十分困难的。但是对于研究者来说,无论还原也好、建构也好,每一个人都会把回到历史作为他研究的目的或过程。这就需要研究者的感悟,通过合理想象和推理勾连起史料,回到历史。吴承学、沙红兵《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想象》在论述文学史想象时曾引陈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语:“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具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所谓的“神游冥想”,实际上就是发挥想象重构历史的原貌,而这种文学史想象,诚如吴承学文章所说:“它又与一般的历史想象区分开来,具有更需要神思感悟的文学特性。”其实文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人的心灵史和情感史,而对于古代文人心灵和情感的把握甚至还原,殊非易事,研究者如果不能依据自身的情感体验和心灵感悟是很难完成复现一个作家、一个时期作家群或一个地域作家群的心灵面貌、心态状况和情感现象的。研究者的感悟力当然有先天的因素,但是更重要的还是后天的培养。一是有关阅读。古代文学研究者,必须具有良好的文学修养,而在文学修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熟悉文学作品。所以熟读作品是增强文学研究中感悟力的必备的功课。古人常常谈论读书对于文学创作的重要,司马迁有着名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说。扬雄说:“能读千赋则善赋。”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说的都是读书对写作的作用。其实写作和研究是相通的。研究文学的基本功,更需要熟读作品,才会增强悟入的能力。

严羽《沧浪诗话诗辨》对诗的悟入,特别强调熟读领会作品:“试取汉魏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晋宋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南北朝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沈、宋、王、杨、卢、骆、陈拾遗之诗而熟参之,次取开元、天宝诸家之诗而熟参之,次取李、杜二公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大历十才子之诗而熟参之,又取元和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晚唐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又取本朝苏、黄以下诸家之诗而熟参之,其真是非自有不能隐者。……先须熟读楚辞,朝夕讽咏,以为之本,及读《古诗十九首》、乐府四篇,李陵、苏武、汉魏五言,皆须熟读,即以李、杜二集枕藉观之,如今人之治经,然后博取盛唐名家,酝酿胸中,久之自然悟入。”朱熹治学也特别强调反复阅读作品:“时时温习,觉滋味深长,自有新得”。只有这样不断温习,才会有新的心得。刘师培讲古代作家研究,最讲“浸润”“:汉文气味,最为难学,只能浸润自得,未可模拟而致。至于蔡中郎所为碑铭,序文以气举词,变调多方;铭词气韵光彩,音节和雅,如《杨公碑》等音节甚和雅。在东汉文人中尤为杰出,固不仅文字渊懿,融铸经诰而已。且如《杨公碑》《陈太丘碑》等,各有数篇,而体裁结构,各不相同,与此可悟一题数作之法。又碑铭叙事与记传殊,若以《后汉书》杨秉、杨赐、郭泰、陈实等本传与蔡中郎所作碑铭相较,则传虚碑实,作法迥异,与此可悟作碑与修史不同。”又云:“傅、任之作,亦克当此。且其文章隐秀,用典入化,故能活而不滞,毫无痕迹;潜气内转,句句贯通;此所谓用典而不用于典也。今人但称其典雅平实,实不足以尽之。大抵研究此类文章首重气韵,浸润既久,自可得其风姿。”刘师培所说的“浸润”,就是熟读作品,从熟读作品中,体会文章的“气味”和气韵。在古代文学研究中,有一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对风格的研究。古人讲作家,也多从“体”、即今天所说的风格进入。前面已引敖陶孙《诗评》论诗人风格。又如:说“阮旨遥深,嵇志清峻”,唐代诗人李白豪放飘逸、杜甫沉郁顿挫,苏轼自在雄浑,黄庭坚生新瘦硬,也都是风格的概括与描述。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讲了许多体:“以时而论,则有建安体、黄初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永明体、齐梁体、南北朝体、唐初体、盛唐体、大历体、元和体、晚唐体、本朝体、元佑体、江西宗派体。以人而论,则有苏李体、曹刘体、陶体、谢体、徐庾体、沈宋体、陈拾遗体、王杨卢骆体、张曲江体、少陵体、太白体、高达夫体、孟浩然体、岑嘉州体、王右丞体、韦苏州体、韩昌黎体、柳子厚体、……”时之体就是时代风格,人之体就是作家风格。又杨万里《诚斋诗话》:“‘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又‘:相随遥遥访赤城,三十六曲水回萦。一溪和入千花明,万壑度尽松风声。’此李太白诗体也。‘麒麟图画鸿雁行,紫微出入黄金印。’又:‘白摧朽骨龙虎死,黑入太阴雷雨垂。’又:‘指挥能事回天地,训练强兵动鬼神。’又:‘路经滟滪双蓬鬓,天入沧浪一钓舟。’此杜子美诗体也。‘明月易低人易散,归来呼酒更重看。’又:‘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以吞。’又:‘醉中不觉度千山,夜闻梅香失醉眠。’又李白画像:‘西望太白横峨岷,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平生不识高将军,手涴吾足乃敢嗔。’此东坡诗体也。‘风光错综天经纬,草木文章帝机杼。’又:‘涧松无心古须鬣,天球不琢中粹温。’又:‘儿呼不苏驴失脚,犹恐醒来有新作。’此山谷诗体也。”风格是我们研究文学越不过的范畴,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更离不开“体”的把握。但是对“体”的把握又谈何容易。严羽只提出了某某体,未作具体解释。敖陶孙对诗人风格作了简要的比拟,而杨万里却只引了诗人的几句诗来说明此是某某诗体。无论是通过比拟,还是通过诗句来总结诗人的风格,都要有研究者的个人感性的体验和感悟。而作品读的多少,读的到不到家,熟不熟,深入不深入,会直接影响到一个人的感悟能力,进而影响到他的研究能力,这里边没有捷径可走。古人和现代一些优秀的学者,多具备这样功夫,即往往读完一篇无作者姓名、甚至无题的作品,就能判断这篇作品的时代,或唐或宋,或明清以下,甚而判断出其作者。这种感悟的功力,没有别的原因,只在读书,是日积月累熟读作品养成的鉴赏功夫。与此相反,在当下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会发现一种常见的现象,缺乏对作品所在年代、作者以及作品艺术水平的判断能力,甚至还有不分良莠、信口雌黄,究其原因无他,“读书未到康成地,安敢高声议汉儒”,就在于作品读的少,学力不够。现在,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高度发达,为文献检索带来了很大便利,然而计算机却检索不出思想的蕴含和情感的生动。因此,在古代文学的研究者培养方面,必须把读书、读作品作为培养的重要手段。不能用讲课来代替阅读;任何讲课对文学研究水平的提高都是有限的,关键还在阅读作品。

在博士生培养方面,有的培养单位安排了大量的授课,对此,我是不敢苟同的。我认为必须把阅读原典的时间安排充足,应该要求学生读完一个时期的重要总集、别集、一个阶段所有的作品。最好是读没有经过标点的古籍。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受能力,同时也会加强他们对于古文献的把握理解能力。然后才是同学间的交流研讨和导师的指导。二是有关阅历。在我国,文学从来都是修身之学、养性之学,总是把读者对文学的接受,与个人的介入融为一体,很少有西方那样纯粹客观的观照。孟子就有着名的“知言养气”说,《孟子•公孙丑上》:“‘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所谓“知言”,是指辨别语言文辞的能力;所谓“养气”,讲的是个人内在的道德修养。孟子虽然没有直接的说明“知言”与“养气”的关系,不过从这段话的逻辑上来看,显然“知言”植根于“养气”。也就是说人的道德修养会影响到语言文辞的辨别能力,直接影响到对文学作品的评判。由于文学本身写人的性质,读者或研究者对文学的接受,从来都受到接受者个人阅历的影响与制约,包括人生经历、学识、思想意识、信仰等等。尤其是人生的经历以及由此而积累的人生经验,对于提升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至为重要,甚至会影响到一个研究者的学术个性。在古代文学研究界,这样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鲁迅透过阮籍、嵇康等士人的出世与玩世,看到的是魏晋士人深刻入世的痛苦与悲哀,从陶渊明超然的田园诗中感受到的是他不超然,这种深入的感悟能力以及透辟的分析能力,毫无疑问与鲁迅作为现代革命先锋的人生阅历密切相关。又如现代着名的学者李长之,从小就形成了独立的性格,他在《社会与时代》一文中谈到自己:“浓的兴趣和独立的性格,永远是我之所以为我了。”

再加之他在清华大学学习哲学时,又接受了德国哲学的影响,尤其是强调个人生命体验的狄尔泰哲学影响,这种学习的阅历,使他在李白的诗歌中,不仅看到了李白作为常人所应具有的欲望,而且在其《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一书中,还对其超常的痛苦作了深刻的揭示。谈到阅历对文学研究中感悟的影响,还要提到两位特殊的《红楼梦》研究者:一是写了《红楼梦人物论》的王昆仑先生,一是写了《红楼梦启示录》、《王蒙话说红楼梦》和《王蒙评点红楼梦》的王蒙先生。说其特殊,乃是因为他们都做过高官,但也就是他们丰富的人生阅历,包括政治经验,使他们对《红楼梦》有了独特的感悟理解。用自己的人生经验去理解作品,再用作品的人生经验来验证补充自己的人生经验,写出了不同于普通学者的研究着作。在我国当代李白研究的专家中,已故的裴斐先生是一位既有突出成就、又极有个性的学者。当古代文学宏观研究中颇为流行情理中和之说、学者们纷纷强调中国的古代文化是以中庸为主的文化时,他却鼓吹方的品格和狂狷精神,强调文人的人格应该是方的而非圆的,认为我国古典文学精华所在决非中和即中庸,而是与之相反的狂狷,对李白反中庸的狂狷性格给与了极高的评价。当众多学者认为李白的性格和诗风是豪放飘逸时,他又指出,李白并非一味的飘逸,一味的豪放,他的性格和诗风是豪与悲。“其豪纵奔逸总是同深沉的悲感分不开,或豪中见悲,或悲中见豪,典型的李白个性总是包含着豪与悲两方面。豪,出于强烈的自我意识和傲世独立的人格力量;悲,出于对现实的深刻不满以及由此产生的双重矛盾、双重痛苦。”

裴斐先生对古代文化和李白的独特认识,在我看来,即受了他独特的人生经历的影响。他的右派的不幸遭遇,改变了他的人生,但是也锤炼了他坚毅的人格,加深了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与理解,从而也使他在从事古代文学研究中,从一个大家都不会注意或者忽略的视角,获得对研究对象的感悟,从李白的飘逸中读出悲与豪。因此,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者来说,一辈子钻到故纸堆里,不问世事,也不懂世事,未必能够作出大学问,成为真学者。关注现实,洞明世事,与读书互为表里,无疑能够有效地增强其文学感悟力。提高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感悟力,除了强化读书和丰富阅历外,还有必要建议学者尝试文学创作,以提高文学修养。“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亲自尝试文学创作,才会真正体会创作的甘苦,把握文学创作的真谛。因此曹植《与杨德祖书》说:“盖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论于淑媛,有龙泉之利乃可以议于断割。”认为只有批评者自己是优秀的作家,才有资格去评论他人的作品。古代诗文评不曾独立,所以在中国古代,一般是作家即批评家,曹植此说自有道理在。现在文学研究已经成为独立的专业,研究者虽然没有创作经历,亦可以凭借良好的学术训练,深入作品,开展研究。尽管如此,从提高文学感悟力的角度来看,曹植的这句话却也道出了创作经验对于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回顾一百年来的古代文学研究,在上个世纪出现了许多作家学者或学者作家,尤其是五四时期,作家学者往往不分,一些颇有影响的古代文学研究大家,同时也是着名的作家,胡适、鲁迅、闻一多、朱自清、郭沫若、钱钟书、林庚等等都是。这也证明,丰富的创作经验确实有助于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尤其有助于研究者对作品的感悟和理解。因此提倡古代文学研究者写一点文学作品,对于他所从事的研究工作,一定会起到如虎添翼的作用。

阅读次数:人次

一、韩国现当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历程

二战以后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可分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前,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1992年中韩建交以后三个阶段:

1、1979年前,主要是以介绍和普及性为主,而且限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据韩国学者统计,从1950年到1979年,共出版发表这类论著254种,其中五十年代28种,六十年代48种,七十年代178种。整个五、六十年代,汉代作家作品只有5种,明、清 共5种,其余皆是上述作家作品。[1]这个时段出版的中国古代文学译注和介绍等普及读物有张万荣的《中国诗集》,任昌淳《唐诗精解》,李丙畴《杜诗谚解批注》,《杜诗谚解抄》,李元燮《唐诗》,张基槿《陶渊明》、《李太白》、《杜甫》、《白乐天》,辛夕汀《唐诗》,金学主《诗经》等。此时也有少量研究论文出现,如硕士论文有张基槿《生活诗人杜甫的本领》,许世旭《李杜诗比较研究》,陆完贞《中国女词人叙录》,金钟培《清真词订释》,白贞喜《南渡三词人生平及文学研究》,李章佑《韩退之散文研究》,柳晟俊《王维诗考》,李章佑《韩昌黎文体研究》;博士论文如许世旭《韩中诗话渊源考》,柳晟俊《王维诗与李朝申纬诗之比较研究》等。但这些论文多是在国外即中国台湾地区高校完成的,并不能代表当时韩国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水平。唯徐镜普《宋词形式考》、《近体诗形式考》,柳晟俊《唐代古风格律考》,陆完贞《宋词体制与音律关系研究》则是韩国首批研究中国诗歌格律和形式的专论;金龙燮《白乐天研究》、车柱环《女词人李清照生涯》、《韩国词文学研究》、《高丽史·乐志唐乐散词校释》,张基槿的《李白诗传》、赵钟业《杜牧七言绝句初探》,柳晟俊《李商隐诗风考》,李章佑《李商隐诗研究》等,则是诗词方面首批作家作品论;1968年8月,金学主在《东亚文化》第七期上发表的《从莺莺传到西厢记》则是韩国第一篇研究《西厢记》的论文,皆有开创性意义。在这个时段,诗学理论方面也产生两部专著:李炳汉《汉诗批评的体例研究》和金学主《汉代诗研究》。前者分析论证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体例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以系统周密著称,后者分析汉代韵文的时代特色及其流变,以论证严密为其特色,对韩国汉诗研究的现代化皆起奠基和导向作用。

六、七十年代韩国还出现了两种仿中国古代诗话的“新诗话”,一种是朴汉永的《石林随笔》,另一种是李家源《玉溜山庄诗话》。朴汉永,十九岁出家,是位诗僧,《石林随笔》由法宝院1962年印行。诗话中记载了作者对严羽《沧浪诗话》以及袁枚《随园诗话》、洪北江《诗话》《阮堂诗话》等清诗话的品评,对清初诗人评价,诗话中记录的韩国李朝时代汉学家金正喜在中国与乾嘉学者阮元翁方纲交往情况,以及其《阮堂诗话》对清初王士祯、朱彝尊、钱谦益、吴伟业等诗人诗派的评价,不仅在中韩学术交流史上有极高的价值,而且见解也独到,可供我国学者在研究批评史时参考。[2]李家源,历任韩国成均馆大学何延世大学教授,其《玉溜山庄诗话》为韩国诗话的带有总结性的一部著作,全书10多万字,分为“绪言”、“本论上”、“本论下”、“结语”四个部分,像一部专著,书中以讨论韩国汉诗为主,对中国诗话、中韩文学关系亦有研讨,体现韩国新诗话特色,也是中韩学者对“诗话”的定义、范畴产生歧义的动因之一。书后有中国学者蔡茂松所写的“跋”,认为此书“集海东诗话之大成,精取广列,用判雅正”,并预言“此书不久即可广传于我中华文士”,亦可视为中韩学术交流史上一例。[3]

2、1981年到1992年。七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经济的起飞,高等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水涨船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无论是研究队伍、经费投入都得到很大的充实和加强,反映到研究成果上,不仅论著数量显著增加,研究面也在拓广,研究深度也在加深。12年间,共产生研究论著1009种,相当于1950年到1979年三十年间研究论著的3.9倍[4]。从研究面来看,唐代仍为历代之冠,六朝和宋代文学研究则有大幅增长:1950年至1979年研究六朝文学的论著为58种,宋代文学为24种;1980年至1992年六朝文学研究增至为119种,为前三十年的2倍多;宋代文学研究增至为141种,为5.8倍多。研究面也从《诗经》、《楚辞》、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等中国古典文学中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拓展到各个时代的多数作家。如汉代文学从前三十年的19篇拓展为36篇,明代由前三十年的9篇增至36篇,清代由前三十年的10篇增至62篇。据岭南大学李雄吉统计,1985年到1987年三年间,明代文学研究的论文就有13篇,其中文论研究1篇,杂剧研究1篇,其余11篇皆是小说研究,诗文研究则付诸阙如。清代文学研究8篇,其中诗文及理论研究3篇,其余为《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孽海花》和《老残游记》等小说研究。六、七十年代没有触及的元代文学也出现三篇杂剧方面的研究论文:金明学《梧桐雨研究》,金光永《元代杂剧研究》和李龙镇《汉宫秋研究》。[5]这个时段的研究手段也呈现多样性,研究层次也有所拓深。以宋代文学为例,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会刊《中国语文学》分别在1986年和1988年刊出两期特辑: “苏轼特辑”和“宋代文学特辑”。在“宋代文学特辑”涉及宋代和中国古代文学和音律研究的论文有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文艺学研究的3篇,接受史方面1篇,普及介绍1篇,另有4篇语言音韵方面的论文,讨论宋代官撰韵书的得失和《广韵》谐声偏旁的古音来源,讨论还是相当深入的。“苏轼特辑”涉及苏轼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12篇,其中传统的考证校补3篇,思想研究和文艺学研究5篇,接受史1篇,书法绘画研究2篇,资料索隐1篇,无论是研究者的考察角度还是编辑者的选题方向都考虑到研究手段的多样性和研究层次的拓深。况且,出某一作家和断代文学的研究专辑,这本身就是研究层次拓深的表现。

在这个时段的研究专著还有:金时俊《毛诗研究》,车柱环《中国词文学考论》、《中国诗论》,河运清《李商隐诗研究》,柳晟俊《王维诗研究》,宋龙淮《秦观词研究》,柳钟睦《苏轼词研究等。

3、1992年以后。1992年8月中韩建交以后,两国间的文化交流明显增多增强:在电影电视方面,中国掀起“韩流”热和一批韩国影星的追星族;在传统文化方面,汉学则在韩国引起更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大批的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汉语言文学,其规模大大超过当年的遣唐使;韩国国内有150多所大学开设了与中文有关的系、部,从事中文教学的教授约有800名,几十个系、部已开设硕士和博士课程。[6]据韩国学者统计:1950年至1990年韩国学者发表的有关中国诗歌研究的论文、专著约有1282种,1991年至2004年8月,则为1118种,相当于前四十年的总和。[7]

1992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带有以下几个明显特征:

一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价值认识更加充分也更为理性,更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在2003年8月,在韩国中国学会召开的“中国学国际学术大会”上,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就提出中国诗学主导东亚地区人文传统这一观点,他认为:从人文文化传统的观点看,顺天依地的中国农耕文化与克服自然的欧洲海洋文化是不同的,“中国诗发源于天人合一的自然地理文化背景,与修己治人的人文文化精神结合,主导东亚特有的人文文化传统” 。[8]韩国学者柳晟俊也认为中韩建交以后的韩国人对中国文学的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现在“韩国人已经认识到中国文学是一门很有研究价值的学问,又是很有希望的研究领域。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在20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9]

鉴于这种科学理性的认识,韩国学者很注意两国之间学术交流和沟通,韩国的一些研究汉学和中国文学的主要学会如中语中文学会、韩国中国学会、岭南中国学会每年的年会都会邀请中国海峡两岸的学者参加,也都有专文介绍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情况。以笔者近年来参加的研讨会为例:2002年5月,韩国中语中文学会在延世大学召开“两岸中国语文学五十年研究之成就与方向”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台湾东吴大学王国良论文为《近五十年来台湾研究中国古典小说之评述》,上海戏剧学院陈多《新中国五十年间中国古典戏曲研究之动态》,台湾成功大学陈万益《台湾文学史撰述的成就与检讨》,北京大学张少康《五十年来海峡两岸文心雕龙研究的成就》,南京大学莫砺锋《中国宋诗研究之动向与成就》,笔者的《海峡两岸唐代文学研究比较》等。2003年8月,韩国中国学会在汉阳大学召开“中国学研究方法论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韩国东国大学吴台锡论文为《中国诗在韩国的研究方法论》,柳晟俊《1998年以来中国大陆唐诗研究之概况》,台湾东华大学谢明勋《台湾地区六朝志怪小说研究之回顾与前瞻》,韩国檀国大学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宋诗研究历程及前瞻》等。2005年9月,韩国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在威德大学召开“岭南中国语文学会2005年国际学术大会”上,中国湖州师范学院俞允海论文为《中外语言学史的对比与研究》,韩国岭南大学金周淳《韩国陶渊明研究》,笔者的《二十世纪中国大陆宋人小说研究》等。撰文总结、评述,并向中国学术界介绍韩国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这也成为当前韩国学者学术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1992年以来,韩国学者仅在中国大陆学术刊物上发表的就有:柳晟俊《1995年以来韩国国内唐代文学研究之概况》,《韩国国内中国诗歌研究之概况》,《韩国国内唐代以前中国诗歌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韩国唐诗研究之回顾与展望》,《韩国唐诗研究的新动向》;朴宰雨《韩国〈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历史与动向》等,这些文章都不是简单的情况介绍或资料罗列,而是表现了作者学术史的眼光和理论分析的深度,具有较高的学术品位。

二是趋向大型化、系统化,注重从基础工作做起,更带有学术总结性质。1993年韩国的中央研究机构“大韩民国学术院”发起对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进行整理和回顾,编纂《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论著解题》,分为“诗歌、批评”、“词、曲”、“小说”、“现代文学”四大类,由14位研究中国文学的专家分类整理出版,参加整理的高丽大学徐敬浩教授还编撰了一部《国内中国语文学论著目录》,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方便。十年后,延世大学古籍研究中心教授全寅初主持《韩国典藏汉籍文献》整理,参加者有长焕、崔溶澈、徐敬浩等韩国的汉学家。经过四年多的努力,收彔编辑了12,500多种韩国收藏的中国典籍,为韩国学者乃至世界各国学者研究韩国的汉学史以及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韩国忠南大学赵钟业教授则汇编《修正增补韩国诗话丛编》。从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高丽时代李仁老的《破闲集》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李家源的《玉溜山庄诗话》,丛编共收集七百五十年间129种韩国诗话,编成17卷,于1996年由韩国太学社出版,此是编者穷毕生之力而完成,也是到目前为止对韩国诗话资料收集最完备的资料汇编。韩国学者李章佑、车环柱等在韩国学术振兴财团的资助下,正在编撰《中国文学研究史长编》,这套大型资料将汇集朝鲜半岛自三国时代和高丽朝以来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著以及学者资料,海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动向,为编写韩国的“中国文学研究史”提供资料和学术参考,定期在《中国语文学》上发布。

岭南中国语文学会则定期刊出《近刊学术资料目录》。“目录”分为韩国国内和国外两大类,最近三年内发表的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目录。其分类方法与中国的古典文学研究分类法同,以便跨国查阅检索。岭南中国语文学会的编辑部还刊出大陆、台湾所有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机构和人员名单大学,分为综合大学、师范大学;研究机关为研究者提供研究线索和联系方便。

三是学术视野更加开阔,更加强调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的多样化。

比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视野更加开阔,

注意拓展研究范围,强调接受多种研究思想和研究手段,在实践中也更加自觉地进行尝试。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总结韩国近二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时即把“研究主题更加广泛,形式日趋完备,研究方向已形成多样化”作为主要成果来肯定。[10]东国大学吴台锡教授也认为韩国的“中国诗研究,特别在研究观点、视野、对象、研究方式上,包括学科间研究,有走向多样化的努力”。作者肯定这种努力,他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我们还需要受容西方文艺理论…….特别是现代语言哲学的思维跟中国文人的直观综合的思维是有所相通的,学科之间的研究也可能提供我们更多思维的机会。因此对研究对象我们可以单独研究,也可以进行比较研究”。[11]

在研究实践中,作家生平、生年和著作版本的考述,文学集团、文学风格的群类研究、体派研究,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发展史中的流变研究、时段研究,以及总论、综论的宏观研究等;在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上的考证训诂等文献学研究方法,知人论世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文艺学研究方法,以及比较研究、接受美学以及原型批评和结构主义等西方研究思想和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运用,其中以比较研究为多。比较研究方面:白贞喜《韩中词比较研究:理论与方法的探索》,车环柱《韩中词文学的比较研究》,林英焕《苏轼与李奎报词特征比较》,元钟礼《杨万里与袁枚对性灵美感的比较》等。着眼于生平文学考论的如:李甲男《后西游记考》,安炳国《骆宾王生卒年小考》,宾美贞《中国始祖神话试探》等。文学体裁的体制、声律研究方面如:柳钟睦《联章词的发生与发展》,金鲜《词体疏密试论》,南镇哲《唐代论说文体讽喻文考察》,李京奎《词律研究》等。学术史、接受史方面如:金周淳《金元时代的陶渊明研究》,金鲜《传统词学观点之总结与后续发展》,李章佑《中国文学研究方法的变迁》,吴台锡《中国诗在韩国的方法论》等。地域文学研究如车美京《戏曲舞台的色彩与中国人的色彩观念》,许庚寅《广东地区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等。时段研究方面:柳晟俊的专著《初唐诗与盛唐诗研究》, 柳钟睦《密州、徐州时期的东坡词》《第二次杭州时期的东坡词》,李钟振《苏轼黄州时期词》等。文艺心理学研究方面如:黄永姬《张炎的隐逸心态与对神仙世界的寄托》,柳晟俊《王梵志家庭伦理意识考》。原型批评方面如:郑在书《为违反的神话论:关于第三神话学的建立》,结构主义分析如宋伦美《玄怪录叙述结构的顺序性分析》等。

目前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也还存在一些问题,韩国学者柳晟俊以唐诗研究为例,认为至少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引用诗文的韩译不够准确,误译不少”; “古典诗歌研究人员的比例正在减少,优秀人才向语言及现代文学领域”;“忽视诗话、散文、小说等方面的传统理论,往往倾向于美学等西方美学理论”;“应提高人们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的意识,保持以韩国汉文学为主的研究态度”。[12]

二、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特征及相关思考

出于地域政治、民族习性和其思维方式,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着独特鲜明的研究特征,认清和思考这些特征,对扩大中韩之间学术文化交流,对加强我们自身的学科建设,乃至认清我们民族自身的特点都是有相当帮助的。

1、汉学是韩国主流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推动和孕育了韩国主体文化的产生和发展。从文化传承来看,韩国比世界其它国家更多的保留了中国文化传统。无论从“中语中文科”在大学所占的比例、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队伍所占的所在国人口和研究人员比例,还是从中国古典文学在所在国的主流文化中的位置,韩国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韩国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借鉴和吸纳,虽不排除对中华文化的仰慕,但主要是为了韩民族自身的文化建设,而且在其接受过程中本民族的文化意识也在逐渐上升,随着本民族主体文化的养成和强大,就会有意识地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进行切割、屏蔽和取代。现代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现实需求,更加速了这个演进过程。

我们知道,古朝鲜没有文字,无论是三国时代的高句丽、百济、新罗,还是统一后的新罗时代和高丽王朝,上层贵族普遍使用汉字,因此汉文化的主体儒家学说自然也就成为古朝鲜的主体文化思想。但到了十五世纪中叶的李朝世宗时代,随着韩文字的创立,韩文文学遂逐渐取代汉诗文成为朝鲜文学的主潮。朝廷重臣卢思慎、姜希孟着手编辑从高丽到李朝五百年间的韩国人诗文总集《东文选》,以此取代《昭明文选》和南宋理学家真德秀编选的《文章正宗》作为韩国文人的范本。与此相似的还有成宗五年成书的徐居正的《东人诗话》。这部诗话不再像韩国诗话的开山之作李仁老的《破闲集》那样,注意将韩国诗人所作的汉诗与中国诗人诗作作横向比较,意在表彰师法中国诗人又有创意的韩国诗人。也不像高丽朝杰出的诗人李奎报的创作谈《白云小说》,集中表达对宋代诗人梅尧臣的仰慕,而专论韩国作家作品。也正因为如此,这部诗话被开始强调民族文化的李朝文人称为“自有诗话以来,未有如此精切者也”[13]。但从其诗歌理论和品评标准来看,强调“先气节而后文藻”,谓“古人作诗,无一句无来处”,提倡“以故为新”、“换骨法”、“翻案法”,化腐朽为神奇之法,实际上仍是在祖述宋代尤其是“江西派” 的诗歌主张。在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李朝文人金习时创作的《金鳌新话》,是朝鲜文学史上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它的形式、体制乃至语言风格、表现手法,皆是模仿中国明代瞿佑的《剪灯新话》,但却道道地地是个朝鲜故事:内容上以古代朝鲜的历史事件或现实生活为题材,以古代朝鲜的自然风光、民俗民情为背景,表达一个民族的欢乐和悲哀,有着浓郁的民族风格,为朝鲜民族小说起了很好的示导作用。16世纪末到17世纪上半叶的朝鲜汉文小说,如《企斋记异》、《元生梦游录》、《皮生冥梦录》、《挞川梦游录》、《云英传》、《崔陟传》、《周生传》等皆以此为典范。所有这些,都显示出韩国民族文化本位心理的觉醒。十九世纪中叶,朝鲜文学的主流意识已十分强烈并积极争取自己的地位,汶上散人作《东厢记》就是一个典型个案,这是朝鲜第一个“国剧”,从名称来看,就是要与中国的《西厢记》相对。作者不仅在情节上有意追求比《西厢记》更为曲折,特别是剧中描写的婚礼风俗不再是《礼记·婚礼》的汉家式样而完全是朝鲜式的,一些韩国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也有意识强调这一点,如金台俊在《朝鲜小说史》中说:“这部作品,由于美丽的爱情故事和文人的巧妙表现,提高了剧的内容,其结果,使读者产生浓厚的兴趣,越发被这部作品所吸引。特别是作品描写的婚礼风俗完全是朝鲜式的,不能不说,有人要激烈的拒绝仅把它视为中国文学支流的看法”。

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至于当代,由于地域政治、意识形态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驱动,这种切割、独立和取代意识在文化上的表现更加强烈。近年来,韩国国内正掀起一股“正名”的文化潮流。建都已六百年定名为汉城的国都已改为韩语发音SEOUL的新汉字“首尔”,韩国的“汉医”亦已更名为“韩医”,有的学者还主张一并将流经汉城的“汉江”改名为“韩江”。最近,韩国的史学界又正在为把中国古代边疆地区的“高句丽”作为朝鲜历史的一部分,而与中国史学家大打笔墨官司的事件。

韩国这种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在内的中国文化从仰慕、吸纳再到屏蔽、切割、独立的演进过程,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首先,对韩国学者和政治人物来说,对此认识是很理性和自觉的。上世纪末任韩国总统的金大中是韩国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推动者。新文化运动中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发扬光大韩国的文化传统。正是在他的亲自干预下,代表着韩国古文明的庆州文化得到了很好的恢复和保护,特别是新罗金氏始祖金阙智的鸡林遗址,为繁荣新罗文化和统一三国作出重大贡献的善德女王陵墓以及她所在的佛国寺景区,供奉着统一三国的新罗太宗武烈王、文武王和金庾信将军灵位的统一殿等皆大加修缮、广为宣传。为了让这些文物显得崇高庄严,不至于淹没在林立的高楼之中,韩国文化部还规定,庆州的现代建筑物楼高不准超过五层。金大中的这些措施决定于他的文化定位和国家理想:1998年,当时还任总统的金大中在谈到新政府文化观光政策时说:“从历史上说,我国文化主要是在吸收外国文化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而形成并发展了我国的固有文化”。[14]吸收-养成-切割-独立:金大中的这一文化政策实际上也是韩国学者的共识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目的之所在。韩国外国语大学柳晟俊教授在谈到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目的时说:“韩国中国文学研究家的最终研究目的,在于参与韩国汉文学研究并为真正确立其地位作出贡献”[15]。淑明女子大学“中国学研究所”是韩国颇有影响的一个中国文学研究单位,有研究人员五十多人,它的研究宗旨就是“对中国的学术文化进行综合研究,为创造本国新的历史和树立新的价值观作贡献”。[16]

其次,这种对外国或外民族文化从仰慕、吸纳到屏蔽、切割再到取代、独立,不仅是韩国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人类文化心理,即本位文化心理的表现。明治以后日本思想界发生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汉学从主流文化的中心位置上后退,形成汉学、国学、洋学三学并立的地位。到后来干脆将“汉学”改为“东洋学”,以便将日本人写的“汉诗”与中国古典诗歌彻底切割开来。明治时期的汉学家太宰春台和本居宣长等人,强调的则是日本文学的民族特性,将日本文学与“汉学”剥离开来,如太田青丘的《日本歌学与中国诗学》,就非常强调“日本歌学在摄取那一时代的中国诗学,化为自己血肉”的过程中,“日本人并没有抹煞自己的本质而汲汲于学习他人”。他举日本第一部歌谣集柿本人麻吕等人的《万叶集》为例,指出虽受中国《文选》辞赋的影响,但并不像中国辞赋流于为铺陈而铺陈,为文饰而文饰。欧美也是如此:盛行于二十世纪初的英美意象派代表人物庞德的《神州集》,无论是创作理论、创作素材还是写作技巧都明显受到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但有些西方学者还是不承认这一点,美国学者休·肯纳说:“与其说《神州集》是中国产品,倒不如说是美国产品更令人注目”。美国著名诗人艾略特甚至认为《神州集》的风格“与中国灵感并无多大关系,它是庞德先生自身风格的发展”。老庄哲学思想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曾流行一时,但最终却归于沉寂,也是一例。

对于世界上各民族的文化本位主义,无论是其形成的历史还是当前的现状,我们都要有清醒和理智的认识:文化是一个带有明显的地域特征的概念,它是一个民族经过千百年积淀而形成的共同的民族心理对一种生活方式的必然选择。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的文化类型,从而形成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交流也由此而产生。然而,超地域的文化交流又不得不面临两大障碍:一个是地域隔绝,一个是心理的排斥。这二者使文化交流在各个不同的时期呈现不同的形式与内容,引发各类矛盾与冲突,并折射出该时期各民族的文化心态。对于朝鲜这个民族来说,在历史上对周边大国有着太多的依赖,文化上不必说,就是在国家政治上也是如此:前段时间在中国热播的《明成皇后》说的就是1873年 高宗亲政后一段对周边国家的抗争史和依赖史:先是请求清朝政府派兵入朝镇压兵变,让闵妃外戚集团重新掌权;在日本暗杀有反日倾向的闵妃后,高宗又寻求俄罗斯的支持,宣布独立,成立大韩帝国,自称皇帝,追封闵妃为明成皇后。当这一切成为历史,韩国崛起为一个经济大国后,国民的思想感情也起了微妙的变化:往日恭顺依赖的纪录成了今日不愿提起乃至刻意回避的历史,要抹去这种历史的集体记忆,当然首先要从历史文化入手,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回归文化本位主义,这个民族才有精神支撑点,才不至于切割之后造成本民族的文化真空。我想,只有看到这一点,才不会为当前的“中华文化热”和各国纷纷成立的“孔子学院”而盲目乐观,从而断言“21世纪是中国儒文化世纪”;也才能对世界各民族竭力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见怪不怪,以平常心待之,继而表示尊重和理解,不会误解为对方在“排华”和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唯有如此,世界各国才会国无论大小,文化没有尊卑,从而在文化领域创造出一个宽容和谐的世界秩序。

2、台湾学者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对韩国学术影响深远

本文由澳门新萄京官方网站发布,转载请注明来源

关键词: